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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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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30 07:55: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万宁县和乐公社六连大队知青场杨亦勇
   
      四十年前的那次走向社会迈出的第一步,至今还让我难以忘怀。是自愿还是被迫,似乎很难界定。那时我们青春年少,热血沸腾,踌躇满志,为了心中一个梦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投向到那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曾经宣誓:坚决听党的话,服从祖国的召唤,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们没有想过等待我们命运的将是什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个人是不能有所选择的。你不去农村“扎根”,政策是不允许的,城里也没有你的位置。即使你想在城里有立足之地,也得到农村呆两年以上。这就是政策。

下乡的第一天

     1976年7月30日,高中毕业后第十天,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刚满16岁的我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按政策规定我的年龄是可以推迟一年下乡的,但同学们都走了,自己呆在城里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跟着走了。我下乡的万宁县和乐公社六连大队知青场当年没有安置知青任务(同届同学分别去了大茂公社、山根公社和南桥公社加新大队知青点)。这里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在我们之前已有两批知青落户于此,大约有50人。大队有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非常活跃,常参加县里和海南全区的文艺汇演。?因需要充实这支文艺队伍,县知青办在万宁中学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三个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支援这个知青点,我是其中的一个。出发那一天,县里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之后,大卡车将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懵懂青少年送往各知青点。我们这一支人少,就乘坐由县城开往和乐公社的班车。从县城沿着223国道往北在22公里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大队迎接我们的干部和知青场负责人早已等候多时,是开着一辆拖拉机来接我们的。我们几个同学被优待坐上了拖拉机车头。拖拉机车在颠簸的乡道上艰难地跋涉了8公里后,到达六连岭山脚下的六连大队部,知青场宿舍也建在这里。大队为欢迎我们三人,开了个简短的欢迎会,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知青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然后由老知青带着我们去了知青饭堂吃了下乡后的第一餐。记得伙食很简单,好像就是米饭炒空心菜和一点鱼。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伙食也就是这样了。后来才知道新战友要来,当天的伙食还是比平常好了一些。

唐山地震了
     
      到了乡下的第二天,我们就跟贫下中农和老知青一起参加劳动。知青场的工种很多,有拔秧、插秧、除草、割水稻和耕田,还有上山伐木、割香茅草,种橡胶树、种甘蔗和挖胡椒坑等等。今天干的是为稻田拔草的活。水田活在上高中时“农忙节”也干过,但那时是到农村帮忙,干得好坏也不要紧,主要是培养热爱劳动的品质。这里就不同了,你自己就是土地的主人,不能对付。大家弯着腰,双手不停的在秧苗当中来回爬,把草拔掉。这活简单也不需要怎么教,看看别人怎么做就懂了。但是从来没这样长时间地干这种活,很快就觉得腰酸腿疼手软,期间不时受蚂蝗侵扰,吓得女同学上蹿下跳,不停惊叫甚至哭了。我们瞬间就完成了由中学生向农民的转变。中间休息时我的内心突然萌发起莫名的心酸……难道我们就这样干一辈子了吗?不敢继续往下想。收工的时间到了,大家匆匆地洗洗手脚拿着饭盆涌进饭堂,真的是很饿啊!下乡的前两年国家给我们定量的粮食还是能吃饱的,就是菜很糟糕,油水少得可怜,很容易饿。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然后又下地干活去了。下午是为甘蔗地培土,这活也不轻松。上午的疼痛还没消除,下午又浑身使劲,又总不得劲,苦不堪言。老知青看我人小单薄,很是心疼,纷纷主动帮我完成了部分工作量,还耐心地教我如何省力,事半功倍。其实他们也就比我大两三岁,有了一到两年的芳动经验,干起活来已经很熟练。我很感激他们。下午收工回到宿舍,大家最想干的事就是洗澡。那时没有自来水,就在井边用桶打水冲洗,城里来的孩子嘛挺爱干净的,洗干净了吃饭才心安一点。晚饭与中午饭几近一样,没有品尝价值,填饱肚子了事。
     夜幕降临了,煤油灯被点亮,有收音机的农友会把收音机打开,让大家一起分享节目内容,主要是听歌曲和新闻。到了中央台晚新闻时间我们才知道唐山地震了。由于当时新闻速度不像现在那么迅速,因此7月28日发生的地震,我们31日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很简要,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伤亡情况,内心的震惊程度不是很高。地震消息播出后,大队马上召集各生产队长和全体知青开会,布置关于防震方面的工作,同时要求提高警惕,包括防止“阶级敌人”趁机破坏之类。这就是我们参加劳动的第一天,得到的一个最坏的消息。

严厉的场长
      
      我们落户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当年有一支红军队伍活跃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革命遗址,这里自然就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一座高大宏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就矗立在我们大队境内。纪念碑上有朱德委员长的题词:六连岭上现彩云,竖起红旗革命军。二十余年游击战,海南人民树功勋。由于朱德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对六连烈士纪念碑的亲笔题词的确让六连人一直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经常被组织起来凭吊革命遗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每次听完革命故事,内心不由得涌起对先烈们崇敬之心。这里还是海南行政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我们跟着大寨学,: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农民很苦,我们也跟着累。为了表现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切行动都跟农民保持一致,矫情是吃不开的。女农友每月有一次特殊的假期,但是不轻易使用,旱地里的活能坚持则坚持,如遇到藻泽地里插秧或割水稻,齐腰深的烂泥是最让女同学恐惧的,所以女农友总是想把假期用在在藻泽地上工的时段,因为请假很难。但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似乎被贫下中农周场长看出来了。于是就开会批评这种现象,说是怕苦怕累,逃避接受再教育,逃避艰苦的劳动。那时大家都惧怕周场长,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周叔。他不苟言笑,批评别人不留情面,有时爱上纲上线。慢慢地女生们都不敢扎堆请假了,强忍着下沼泽田干活。男同志问题不大,就是累一点也是常态。强迫女同志下沼泽地劳动是很残忍的,齐腰深的烂泥,冒着千年的腐臭味……都还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啊,要是碰上蚂蝗叮的不是地方,那真是哭天喊地还不敢出声。那时就是这样不讲人性化。老场长我们是不喜欢的,但他能影响我们的前程,诸如招工升学机会来时,他的鉴定评语是有分量的,因此大家表面上对他是“尊重”的。

农业学大寨高潮
   
      我们跟着贫下中农和前两届的学长们一起劳动,一起吃住,慢慢地学会了很多农活,力气也有所长进。1977年春夏之交,万宁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现场会在六连大队举行,县委W书记亲自挂帅,携县班子成员和各公社书记全部集结到六连大队参观学习。为了向兄弟单位展现我们大队战天斗地的劳动情景,我们“日干三刻(三个单位时间),夜加一班”。不知哪来的那么多活干,天不亮就上工,先干两小时才回来吃早餐。早餐也就是一碗白稀饭,没有任何配菜。紧接着又下地干开了,中午十二点收工,午饭后休息一会,下午接着干,六点半晚饭,七点半点着汽灯又继续奋战,晚九点半才算完成一天的工作。全身筋骨像是被松了一遍,无不叫苦叫累的。这就是一群二十岁上下青少年承受的劳动量,此时我才十七岁。如今的孩子即使是生长在农村的连想都不敢想。吃的很差,白米饭就着水煮空心菜或冬瓜之类。同学们有的用家里带来的豆酱或猪油拌饭,聊补无油之困,家庭困难的连这些都没有,带点萝卜干对付着,还有的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艰苦地过着。这样的劳动量在“现场会”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取消了“夜加一班”。回想起来当时干的一些活有很多是无用功,比如挖的一些沟渠,根本就没通过水,为干活而干活。那时很左,形式主义盛行,为的就是展示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精神并不空虚

      劳动生活虽然艰苦,精神世界并不空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山坡山经常传来了阵阵的歌声、口琴声、曼陀铃还有小提琴声。有胆大的还敢偷着谈恋爱,还有偷情的。我有一把小提琴,晚上会到半山腰上独自练习,不在宿舍拉是怕不好听给大家带来噪音,山上的凉爽也起到解乏的作用。农场有一对男女知青偷着谈恋爱最后真的成为眷属,夫妻恩爱一辈子。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在山坡上回响,不知道谁的收音机竟然收到了一首由外台播出的叫《曼莉》歌曲,当时是禁止接收敌台的,更何况还是爱情歌曲,但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很多人偷着学会了,却不敢公开唱,悄悄地哼。多年后改革开放,这首歌由港台正式传入大陆,流行了很多年。大队部偶尔会放映电影,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每逢放电影的当晚,我们早早地搬上凳子去抢占最好的位置。印象最深的两部电影是《春苗》和《欢腾的小凉河》。《春苗》在全国公演多年影响力很大,《欢腾的小凉河》是新片,看过的人不多,这是一部影射邓小平的电影。因邓小平很快就恢复工作了,这部电影也很快被封杀。听说当时也是作为内部电影到我们大队放映的。我们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每次参加汇演归来也会来一次汇报演出,也能给大家带来极大的快乐。我们每天都参加劳动,是没有休息日的,女同学每月可以请几天特殊假,特别让男同胞们羡慕不已。女同学爱美,劳动多么紧张,只要有一点时间也要换上干净的衣服,不愿意失去任何的展示女性美的机会,哪怕是只有半个小时。大家总能找到快乐的源泉。

批斗“坏分子”

      1976年到1977年间,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极左思潮还是占主流的,“阶级斗争为纲”依然是主旋律。我们要经常参加一些批斗会。为了参加一场批斗会,我们天不亮就开始步行,将近15公里的路程需要走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和乐公社批斗会现场。那重复过无数次的残忍一次又一次展现,每个大队都由基干民兵荷枪实弹把村里的老地主和地主婆押上台来,强迫跪地,然后口诛笔伐,甚至殴打。六七十岁的老人每每被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运动整得死去活来。我们知青农场有个“坏分子”(其实是老实巴交憨厚人)经常被无故纠斗,体罚是经常的,理由是他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说他用法术致使很多贫下中农生病。我对这种荒唐行为和体罚者很鄙视,对此类批斗会非常反感。侮辱人格成了家常便饭,也成为一些人感到快乐的事,人性扭曲莫过于此。 所幸的是,从1977年底开始,这种灭绝人性的批斗会渐渐消失。后来“四类\"分子也被摘帽,成为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该感谢新时代!

放牛的时光
      
      我下乡一年后的1977年夏天,农场又接收了一批高中毕业生,有二十人左右。这是我国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在77届同学到来之前,我的年龄在知青场是最小的。我平时爱说笑话、言语幽默人缘不错。每天的劳动量是平分到个人的,我体力不如别人总不能完成任务,大哥们经常帮助我,让我尽量能和大家一起收工。可能是场领导看我太弱小了,决定让我放牛,接到通知我顿时心花怒放。这可是一个清闲活啊,而且自己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每天早上,我把一群牛,包括黄牛和水牛赶到半山腰,让它们自由吃草,只要不让牛下到水田里糟蹋庄稼就行了。山上水草丰盛牛自己能吃饱,不用操这个心。此外还要防止牛丢失。把牛安顿好后,我选了一块居高临下的大石头,坐在上面可以对牛群一览无遗,面对我的牛群,我俨然一个牛司令,真有率领千军万马的感觉。我每天都带着小说上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就是在大石头旁看完的。傍晚,我赶着我的牛群哼着小曲欢快地回到营地。后来由于劳动力紧张,我的工作又过于清闲,领导又让我兼任起农场会计工作。这项工作以前是由大队会计兼任的,有诸多不便,对这项工作我是喜欢的。在老会计的传帮带下,我很快就可以独立做账了,农场会计的几大帐之间的平衡关系很快被弄懂。多年以后,在与朋友谈起我复杂的阅历后再加上有会计工作经历,总让朋友投以羡慕的眼光,对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资本”啊!

学会了喝酒

      下乡以后我学会了喝酒,就是那个时候把酒量练出来的,喝的酒好多是60度或以上的。每逢节日农场加菜,我们会三五成群各自为阵,几个要好的聚在一块一醉方休。有时我们也会到老乡家里蹭酒喝,农民家里主要是自酿米酒。村里人对我们都很友好,家里杀只鸡宰只鸭啊,总忘不了我们。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有一个“三同户”,每个人都曾经在一农户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长达三个月,知青与农户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知青返城后很长时间内,大家与“三同户”的关系就像亲戚一样走动着,有的现在还交往呢。在农场喝酒我醉过几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喝醉后到井边冲凉没控制住吐到井里了。第二天炊事员大呼小叫到领导那告状,最终也没查出祸首。我们喝的酒有“北大荒”、“边疆”、“满楼香”、“西凤”和“汾酒”等。那个时代能说出这么多的牌子就算有见识了,更别说还喝过。有一种酒叫雪花啤酒,在我们小山村的小商店里有卖,但没人喜欢喝,库存不知多久了,有点发酸。见多识广的学长刘韶华爱喝啤酒,他建议用山泉水浸泡一会再喝味道就不一样了,一试果然不错。我们喝着喝着就喜欢上啤酒了,并且成为了农场引领时尚的人,我们这些人可能算是海南第一批喝啤酒的。劳动之余,用酒来麻痹一下神经,这也算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在那及其艰苦的年代里,为提高幸福指数与命运抗争的一点奢侈吧。
      
      我在六连大队足足三年,是该场在农场时间较长的。三年发生过很多故事,三年在人的一生中也不算长。上山下乡给我们这一代人积累的是财富还是苦难,见仁见智,完全是个人的感受。有的人认为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意志力,有了下乡期间吃过那么多苦的底子,后来的任何磨难都不在话下了。也有的人认为,当年我们正是长身体和长知识的年龄,被强迫从事与年龄不相符的繁重劳动,这是一种摧残。我认为财富也好苦难也罢,它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这样也许能找到平衡点。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值得回忆的。
        


来源: 在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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