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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老杨

万宁人文与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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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03:57 | 显示全部楼层
    5.3细嚼槟榔的生活与工作

    5.3.1 一个万宁朋友的一天“生活程序


    一个万宁朋友讲述他一天的生活节奏:早上醒后,先外出跑步,到菜市场买一只一些鲜活海鲜,高压锅煮粥,之后开始上班;中午尽可能地不外出喝酒,即使有应酬,完事后还是要回家午休,否则,大脑就是混沌一片,睡醒后,开始去办公室,晚上一般都要应酬,即使没有外地朋友,也要与本地朋友小饮几杯,有时候也打打牌,有时候KK歌,有时候晚上再烧烤几块宵夜,10点半或11点左右回家,上上网或写写东西,之后睡觉……
    我把他的“细嚼槟榔式的生活”讲给内地朋友听,无不啧啧称赞,自叹弗如。但也有担忧,假如未来万宁也是高楼林立、熙熙攘攘,就像很多内地大都市一样的现代化。不知这位万宁朋友还能不能这样的生活节奏?如果不再在这样悠闲,从生活品质上、从心理舒适度上来看,那还是不是大家将来想要的海南岛?谁都说不好,是福?是祸?


    5.3.2 槟榔的习俗与生活

    万宁人吃槟榔的习俗代代相传。我看到一个万宁朋友吃,出于好奇尝尝,刚放入口里,就吐了出来,从此再不敢体验槟榔的那种“美味”。有人描述槟榔味道:“刚开始味道涩,还伴有绿水,等吐完绿水,就生丹津,吃后脸红耳赤、头晕目眩如醉酒一般。

    我见过湖南人吃槟榔,像口香糖,是加工过的;在万宁常看的是把槟榔与石灰,还有一种叫“篓”的植物叶子一起放在嘴里咀嚼,接着牙齿就红了,猛的一看像是牙根出血怪难受的;但更难受的是到处乱吐。

    这一切好像万宁本地人早已习以为常,我想,那些走出万宁的子女,当再回家探亲时候,也未必能很习惯。

    我们与朋友从海口到博鳌,再到万宁,一路开车,朋友说:“咱们是从城里到了镇里,再从镇里到了村里。”

    万宁的脏是有名的,一个上海的朋友说:“你看菜场就知道了,真是脏哦,连路都不好走,电线都搞不好,乱拉的,真奇怪了!”

    记得有个十字路口,好像就在万家惠超市那里,去年年底时候,还没有红绿灯,乱糟糟的,摩托车呼呼地,我过马路时,腿都打颤。今年春节前,倒是安装了红绿灯,可还是乱糟糟的,摩托车还是呼呼地。如果没有红绿灯,乱,那是硬件问题;如果有了,还乱的话,那就不是硬件的问题了。

    ……

    就像细嚼槟榔一样,苦涩但也有甘甜,生活虽比不上别人的富足,但也悠悠自得;而且还依恋这种生活感受,就像吃上瘾的槟榔。然而,在体验美味之后,吐出来时候,就随时随地,并不在乎自己眼前的脏,脚下的地脏,更不在乎外人的那些异样眼光,就像有的人吃饭喝茶蹲在凳子上一样,只管自己舒服,哪管别人看着不舒服。

    记得有次接朋友去吃饭,在餐馆附近马路上,为了不挡车道,就压着下水道的水泥板上停车,本地朋友忽然大声喊道:“别停这儿,别压着水泥板,这都是偷工减料的伪劣产品。”

    ——这就是那个万宁朋友的生活态度:我也知道,我也看不惯,但我能习惯,日子可以这样过。

    想想,如果换成自己,那该怎么办呢?离开?忍受?改变?我真不知!

    如果,一个大小伙子光着膀子走在北京马路上,肯定会有一个老大爷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干嘛呢,你在晒膘呢?”

   

    5.3.3 细嚼槟榔的工作效率


    细嚼槟榔的生活方式,也出现在政府办公效率上。

    一份报告书就在市府大楼内转悠,转了近4个月,竟然能转丢了。

    一个创意,在这里只能是创意,再之后,又变成过去的创意,很难快速“反应”成一个项目。

    一个投资人手持拍卖文件、法院裁决书,竟然7年都无法将土地过户;这恐怕已经不是“效率”的问题了。

    ……在一份政府旧文件上看到,市府当年提倡“主动去办 马上去办 全力去办”。这么好的一个执行理念,时至今日,是不是已经夭折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一些万宁干部思想不解放,条条框框限制多等等。

    这是借口,纯属胡说!在万宁,感觉一些公务员思想挺解放的,不仅“解放”,还很“开放”。他们身着的T恤裤子,手提的包包,有几个不是国际名牌的?在歌厅里,搂着跟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小姐K歌时候,也很自然、很放松;尽管包厢里都是老熟人,尽管家就在附近,尽管知道自己的老婆还在操持着家务,孝敬着自己的父母;在市府大楼里的公务员不仅有二胎,肯定还有二婚,也不乏老夫少妻……这,还不够思想解放,还想怎么思想解放?

    不仅在万宁,只要提到海南的机关工作效率,很多人直摇头,跟有些机关干部打交道,那效率让人苦不堪言。

    作家流沙河在一篇作品中讲到一个故事,说省委某领导切肤之痛机关工作效率低下,一份批示竟然经过两年半时间,才“旅行”到省长手里。于是,出台一系列的措施,意在提高效率和执行力;春节期间,他给下属厅局领导每人送了一本《给加西亚的信》,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位美军中尉受总统所托,如何历经磨难,终于把信送到的故事。

    有人说:“今天再看看海南的工作效率,肯定是那本书一发下来,就直接就拿去卖废品了。《给加西亚的信》恐怕不太灵,《给总书记的信》可能差不多,最灵的还是《劝辞信》。”

    一个万宁朋友说,他吃了10年的槟榔还是戒了,主要是形象不好,想戒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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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05:44 | 显示全部楼层
    5.4外地人如是说

     5.4.1一个外地投资人对万宁文化的价值观

   “你们想在我们这里投资,想进入万宁,那你们就要了解并适应我们的当地文化。”这是一位本地干部对一个外来投资人一番语重心长的诚恳劝告。

   “你们这里有什么文化,是先进性文化吗?” 那位投资人反问道,“第一,我们考察这里的资源情况,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挣钱?第二,我们考察这里的政策、效率与公平,关系到能不能保护好我们的经营成果?”

   “在这里,只去了解当地的法规政策,还不够吗?还不能做生意吗?还必须去了解当地文化吗?在这里,我们应该是先做投资人,还是先做文化人?”

    据说,那位干部一时失语。

    这位投资人后来在我面前愤愤不已:“你去过夏威夷吗?那里够开放吧、够浪漫吧,然而至今还保留着南太平洋岛国原汁原味的传统文明,在瓦湖岛设有7个传统文化村落。而这里呢?习俗庙会,如果也算作一种文化,你瞧瞧,现在是越做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如果越来越小就说明它自身的生命力在萎缩。”

   “动荡年代,钱打不赢枪;和平年代,枪打不赢钱。”朋友冷不丁地说出这句话。

    我反驳他:“什么年代还是枪比钱硬,这是枪杆子文化。”

   “你看!连荣老板都摆不平,咱们算什么呀?!” 朋友又想了一会儿说,“咱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打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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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5.5感受那人那年那事儿

     5.5.1感受蔡将军,万宁纯爷们儿

    扣除政见因素,万宁群英谱中,我最“粉丝儿”的是曾毕业于比万宁中学还老资格的北坡保定村小学、官阶国军陆军中将的蔡劲军;只是蔡将军让万宁人不太好意思去宣扬。

    如果一个万宁人对我说他自己没听说过蔡劲军这个名字,我会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是万宁人吧?那你还不如我‘万宁人’!”。

   如下是我作为一名“军迷”级水平,而非军史学家级,更非是从党派角度的写法。如有错误或笔误之处,请指出,随便骂,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与提高。

    我尝试一种“动态”的写法,来描述这段历史,但愿以下文字能为万宁的旅游文化提供一些有益元素。

    a.国军将领蔡劲军率部“清剿”六连岭

    以我的估算,蔡劲军率部“清剿”六连岭的冯白驹李振亚的琼崖纵队的时间最多一年,大概在1946年11月—1947年11月。

    期间,总共发起两次“清剿”;第一次重点在琼文地区;第二次重点在万宁、定安等地区。之后,蔡因“剿匪不力”而被撤职,由国军将领、淞沪之役中的抗日名将、文昌人,韩汉英来琼接任;在蔡劲军没来之前,冯白驹率领的琼崖纵队,其主要对手是国军将领韩练成的46军。

    蔡劲军当时是国民政府广东省海口办事处主任,海南岛保安团司令。蔡劲军与韩练成之间的关系相当“糟糕”,韩限制蔡劲军指挥的海南岛保安团的扩编,当然还有其它恩恩怨怨了;后来,万宁的籍蔡劲军与文昌籍的郑介民,这二位黄埔军校“真”同学,联手向蒋介石状告黄埔军校“假”同学韩练成,韩被蒋斥责“下不为例”。其实韩汉英早在来海南岛几年前,就与周恩来私交甚好,早就单独会面建立了“黄埔师生”关系。

    与冯白驹、李振亚相比,龙滚风烟村庄田与北坡保定村蔡劲军PK的时间并不长,或者说几乎没有PK的机会。按照《万宁文史》第八辑《六连岭红旗不倒》(279页)书中的说法:“1945年9月,李振亚人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我推测,这应该是接任庄田的职务,因为庄田调离其它工作,就剩下冯白驹一个司令,当时缺少副司令。

    抗战结束后,冯白驹、庄田、李振亚领导的琼崖纵队,主要对手是国军46军,这是属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全副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国军46军一登陆海南岛,就把我党的琼崖纵队“围”进了六连岭。当时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桂军;无论在山东战场,还是两湖战场,我党正规野战部队对之都是谨慎出击的,有时候还回避呢;更何况“孤岛”几十年,当时不足万人的琼崖纵队。

    韩练成的46军刚刚渡海登岸,中央要求琼纵部队全体人员从海上转移到越南,与胡志明会合。可想而知,如果当时冯白山等,真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大帅这一指示,四野大军渡海时,还不知要牺牲多少战士呢?海南岛那年能不能解放?什么时候解放?还真是不好说呢。薛岳“伯陵防线”(字伯陵),虽不是固若金汤,但也不是那么好打的。同年的金门之战,叶飞惨败,就是因为金门那里,当时没有像冯白驹这样一支敌后队伍。当时琼崖特委“力挺”坚守海岛、“不离不弃”。理由:海上转移部队肯定会被国军军舰全都消灭在大海之中;另外,琼崖党组织几十年的斗争成果将前功尽弃。

    毛主席真是英明啊!当即回电冯、黄、李:“中央同意”。

    这里的“李”就是林李明,文昌人,后来就与庄田在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搭班子”。“黄”,就是黄康,万宁龙滚人,其地位曾仅次于冯白驹的二号人物,在海南最知名老将军之一的吴克之少将之上;黄康庄田将军同乡。黄康的家乡还有一个历史人物,是万宁人不该忘记的,就是万宁党支部的创始人之一杨树兴,此时的他,早在此十多年前的“肃反”中,被错杀了,在遭受毒打后,遍体鳞伤、走向刑场、倒在血泊中、死在自己人的刀枪下,时年32岁。与他同年被错杀的还有一个毕业于陵水师范、曾任职琼山县委书记的万宁龙滚人谢文川,时年26岁。琼崖历史选择了冯、庄、李。

    桂系韩练成的国军46军,后来因山东战事吃紧,1946年底被海运到青岛,与陈毅部开展决战。国军将领蔡劲军这才有机会“粉墨登场”。当蔡劲军1949年又任海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时,实际上,海南岛的国军老大是薛岳,就是在长征中对红军1方面军“围追堵截”的那个国军将领。薛将军1998年在台湾去逝,享年103岁。

    其实,1949年的国民政府对海南长官的任命像走马灯似的。相比如下几个军阀大佬,蔡劲军根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最初是任命张发奎来海南,但没来,因为李宗仁代总统不给粮不给权不给兵;2月,原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又被委任为该职务,也未到任,因为这段时间,琼籍的国民党人士为争夺海南岛的统治权,曾提出“琼人主琼”的主张,但争来争去、两败俱伤、愿望落空。直到3月,曾经权倾一时的“南天王”、一级上将陈济棠,抓住“机会”,就职海南,东山再起;陈就是在蔡廷锴之后,继续派兵围剿六连岭琼崖苏区的“老冤家”;他率部“围剿”六连岭那年,正是李振亚在中央苏区浴血抗战“第4次围剿”,而庄田刚刚结束人生中第一次“党内处分”,从“禁闭房”走出来。陈济棠此次任职海南,引发一大批琼籍国民党人士的集会反对,但聪明的他当即从口袋里拿出钱来,以私人资财支援地方建设。不料,10月,薛岳任琼崖防御总司令,陈济棠大权旁落。后来去台湾,脑溢血去世,大家都知道陈济棠是行伍出身,很少人知道他能写得一手好字。或许是薛岳出于安抚琼籍国民党人士,又“提拔”蔡劲军任海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当时的军事体制中,总指挥并非决策人物,还不是一把手;蔡与薛之间的军中地位关系,如同我红4方面军的徐向前总指挥和张国焘书记、政委;其职权与现在企业集团里面的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反正都是海南岛反共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

    顺口提一下,海南党史很多回忆录中,只提到琼崖纵队与国军46军“血拼”,很少提及46军长韩练成,这位与李振亚同龄、曾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的国军将领,当刚被海运到青岛,韩将军就被陈毅和董必武策反“卧底”了。蒋介石的会战计划刚刚出笼,韩练成便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华野司令员陈毅的手中。莱芜战役即将打响时,韩将军“从中作梗”后,并突然神秘失踪。我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把黄埔一期李仙洲指挥的5万国军人马全军覆灭,李仙洲被俘,莱芜战役大获全胜。当时,时任国民党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惊骂:“5万多人!3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啊!”

    此战后,韩练成便被誉为“卧底将军”,虽没在黄埔军校读过一天书,但因在“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特发给他黄埔三期证书,而且黄埔系军官们对此还都认可。解放后,韩练成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与庄田一样领衔中将。不知当时冯白驹和庄该会怎么想?那一天,庄将军与韩将军应该同时站在中南海授衔大厅里,相比两位将军一定是百感交集;而没被授衔的冯白驹,那一天,估计不可能有太多想法,正在自顾不暇;因为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冯白驹惨败于时任广东省长书记的陶铸,刚刚交出海南一把手的职务。此后,冯白驹长期抑郁,倍受打击,他恐怕再也不会提“23年红旗不倒”了;跟着“冯旗手”受到牵连、惨遭批斗的还有还有上面提到的万宁龙滚人黄康。

    跑题了,回来!说蔡劲军。

    b.比考清华还难的黄埔军校

    当时黄埔军校招生十分严格,考试难度不亚于清华、北大(燕大),首先是获得推荐,合格后,才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考试标准要求也很高。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广东的复试特别严格,首先是资格审查,在广州总考场上,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考试又分笔试和口试两种。之后,还有体能考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

    比如当年胡宗南虽不符合标准,但主考官毛泽东手下留情,才得以去广州参加复试。那时候,考生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推荐的,两党当时还在“蜜月期”,共同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在广东的复试特别严格,先是资格审查,投考者“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当时已经是29岁胡宗南已经严重“超标”。接着,进行身高、肺活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不足1米6的胡宗南当场被揪了出来。后来他大闹考场,被廖仲恺“慧眼识才”,方被录取。

    黄埔军校首届招生时,全国有1200人报名,这些报名人几乎个个都是推荐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像戴笠有那么硬的关系,还得预先培训3个月,才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凡能进入推荐之列,也未必能考上的,学校录取了350人,录取比例三分之一。第一期因南方考生太多,后来考虑“革命”需要,把“名额”,多分配给了北方地区,蔡劲军就是在这个竞争环境下考进了黄埔二期,毕业生共计448人,一多半是步兵科;其中工兵科有学员77名,蔡便是其中一员。

    扣除其它因素,从报考军校这点儿看;我说,当时的蔡劲军,以及那么多从万宁走出来,去投奔黄埔的青年学生,应该是万宁人的一个骄傲,并非虚言。

    28岁,蔡劲军任蒋介石侍从副官,如果没点儿素质、没点儿本事,没点儿业绩,老蒋哪能看得上他?那时候,蒋委员长身边可不缺人才,“海龟派”海了去了。

    论资格、论牌子,戴笠跟他相比差远了,戴还不算是正儿八经考进黄埔的,是拿着上海帮会的老板黄金荣写给蒋介一封推荐信,才被分配到黄埔六期骑兵科。只能“跑单干”,一跑8年,备受老蒋身边的人,如司机、警卫等白眼,总被这些人称为“小瘪三”。在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上来看,蔡劲军还是戴笠的前辈;蒋介石的早期情报组织就是蔡与戴笠两人当年发起组建的,当时叫“秘查组”,后来就是传说中的“十人团”,也就是军统的前身。

    有人说,蔡的提升是走了夫人路线,因为宋美龄是海南文昌人,宋认蔡为干儿子。这纯属瞎扯!宋庆龄只比蔡劲军大3岁,比蒋介石小10岁。再说,当时在黄埔军校时候,蒋还不认识宋呢,当时蒋夫人是年龄比蒋小18岁的陈洁如。很多将军回忆录中,写到蒋与陈在校园内拉着儿子蒋纬国小手散步,陈也一直以黄埔“校母”自称。瞧,人家这二奶当的!实际上,应该算是“小三”;因为蒋同时在老家除了毛夫人,还有一个姚侧室;只不过那个年头兴这个。宋美龄的影响力那是在后期,是在北伐成功之后,为了“革命”,才蒋宋联姻。但那以后,国民党琼籍人士中,万宁籍的已经不如文昌籍的牛气了,在文昌呼啦啦地就冒出来将近200多个文官武将。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万宁的比文昌的更纯爷们儿!

    c.蔡的同学们

    与蔡同班的同学中,最知名的应该邱清泉,就是兵败淮海战役陈官庄,自杀而亡的徐州“剿总”、第二兵团司令官。在电视剧中有。

    另一个,就是文昌人郑介民,后来陆军一级上将,保密局局长;但在当年,这个出身寒微,曾赴南洋的橡胶园,当苦力的年轻人;经过第一次落榜后,寄宿同乡,忍受着白眼与讥讽,却依旧发奋读书。终于考上黄埔二期。

    蔡的同学中,与海南、与万宁有直接关系的是李玉堂。海南解放前夕,驻扎在万宁,由师长耿若天率领的国军32军256师,就是他的麾下。

    耿师长初来驾到万宁,好像并不买自己老上级的老同学的面子。据万宁中学的地下学联(当时我党的一个外围群众组织)的回忆资料,耿师长一到万宁,就看到很多让他火冒三丈的“欢迎标语”,实际上,这是万中学联成员,模仿蔡劲松的亲戚蔡劲的书法。蔡劲荣当时也是万中的学生,是万中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分队长,这是一个国民党属下的青年组织,相当于我们的共青团。不明原由的耿师长把蔡劲荣抓起来毒打,谁来说情都不理,校长、老师、家长、官僚联名签字担保都无效,一直关了十多天,后来还是随国军去了台湾。用殴竞中翁育民合写的地下学联回忆文章的话说:“这是大王八蛋打小王八蛋。”(二蔡是否亲属关系,还是万宁文史专家说了算,我是顾名思义,瞎猜的。)

    军长李玉堂是一个让人叹息的山东大汉,他考入黄埔时候,在大区考点(上海)面试,主考官当时还应该是毛泽东,理论上,他们之间应该见过面。进入黄埔1期后,还是理论上,他应该与万宁籍的蔡劲军认识,因为当时他们都力挺蒋校长,与共党同学“针锋相对”。而李玉堂,与李延年和李仙洲三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将领,并被同学们誉为“山东三李”闻名全军。

    在海南,他身兼三职:东路军总指挥、第32军军长、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协助总司令薛岳,担负起防卫海南的重任。当时的李玉堂对于即将解放海南的解放军来说,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于是,在李玉堂之妻和大舅子的联络下,解放军同李玉堂取得了联系;遗憾的是李将军下不了起义的决心,相反还抽调所属一个师向澄迈防区增援,结果被围歼。32军的其余部队于4月25日在万宁遭到重创,其残部于27-28日撤往台湾。从此,李将军开始了一生中最悲惨的命运,刚抵达新竹,被撤去军职;继而又因为曾经参与策反的副官“坦白”,“举报”李夫人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再接着李将军被捕。蒋介石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因为他赶上了台湾那场比斯大林式还残酷的“大清洗”。

    1983年7月20日,山东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

   “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举行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后因叛徒出卖,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碧潭。”

    在此20多年后的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台湾也公开发表了一则提名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并颁予‘恢复名誉证书’”的启事。

    国共两党竟然都给几十年前的一个人平反,有点意思吧!

    历史真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搞不清楚……清楚的是“浓郁”着齐鲁文化风情的山东人真的好聪明!

    蔡同学中,有两个我党知名人物,一个是卢德铭,一个是周逸群

    卢德铭是孙中山亲自面试后破格录取的,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参谋长,当时林彪任该团见习排长。后任武汉国民警卫团团长,该团是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因为其他部队都是安源矿工和当地农军,战斗力较弱。卢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没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做出的“不打长沙、转向山区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决定”恐怕很难执行,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绝对权威,以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些军官根本不服。可惜,几天之后,卢德铭就牺牲了,年仅22岁。如果不是这么英年早逝,朱毛井冈山会师成立红4军时,卢德铭肯定是副军长,前途无量。

    周逸群,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与贺龙、刘伯承策划组织了南昌起义,他在黄埔时候是学校知名人物,蔡劲军肯定认识。可惜!周逸群,这位蔡劲军的这位同学、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被毛泽东早期的同窗、南昌起义参与者、多次在莫斯科进修、深受王信任的夏曦,在进行的肃反中秘密杀害于湖南岳阳,时年35岁。但夏曦也没好结果,半年后,他在长征途中牺牲于贵州毕节,同样地时年35岁。还是贺龙给夏曦买了一口好棺材;当时红二方面军是任弼时执政,夏曦已被降职。夏曦之死是一个谜,据官方资料说,他在随着一个排的士兵渡河时,突然,前面的村庄传来几声枪声,夏曦不慎失足,落水而亡;但由于很多党史专家提出质疑,否则,就不会说是一个谜了。

    就在周逸群牺牲的这一年,蔡劲军在做什么?

    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下野”的呼声日渐高涨,与蒋介石命运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系,也面临着空前危机。

    蔡劲军等人他们年岁尚轻,尚未浸染进暮气沉沉的官僚生活;而且他们一向自居为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在日本态势咄咄逼人之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这一年),这些军阶低微的年青军人,不甘蜗身于历史的角落;发起了一场黄埔军官聚餐会,筹备“力行社”,效仿日本军国主义的方法救中国,并以蒋介石为精神领袖;他们打算秘密结社,但还要瞒着他们的蒋校长。历史后来表明,这一次聚餐会足以载入史册。

    这在当时是冒着杀头风险的,因为蒋介石制定一个法令:要求黄埔学生做职业军人,不准私自结社,搞小集团,即“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他们不是不知道这项禁令,也不是不知道他的主张要担多大风险,但被狂热的救国信念支配着,义无反顾。

    第一次的聚餐会上,蔡劲军邀约了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个群里并不显眼,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一般,才不出众,貌不惊人,似乎可有可无,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蔡劲军所在的第二期各科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从时间上计算,其实只比第一期生晚了2-3月不等。如果照此推理,他应该见过、至少“面熟”如下这些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的黄埔一期的人物:在民党方面有,李默庵、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黄杰、胡宗南、俞济时等;在共产党方面有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李之龙、王尔琢、许继慎、蔡申熙、周士第等。

    在这将星闪烁的中间——

    左权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也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

    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蒋介石对他赏识无比,考进黄埔军校时成绩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后来在河南与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年仅25岁。

    李之龙以“中山舰事件”而名扬中外,我们中学课本有介绍,在考进黄埔军校之前他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

    王尔琢与同乡郑洞国(就是那个东北战役中,固守长春,后来起义的国军将领)一起被录取,曾任北伐军代师长,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军官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朱德、陈毅的第三号人物,后来在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可惜后来在追击叛变部队时被叛徒杀害,年仅25岁。王尔琢牺牲后,一营长林彪升任28团长,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直接掌门人;林彪,就是从这一刻起,脱颖而出,历史常常让人无话可说。

    许继慎在黄埔一期中是著名人物,能讲能打。在大别山区,鄂豫皖初期,许继慎曾是徐向前的上级,后来又成了徐向前的下级。许继慎不服张国焘,张国焘对他也没客气,在白雀园大肃反中将许用马活活拖死。当时许的妻子是师政治部的秘书,已身怀有孕,但还是被秘密处死。

    周士第在黄埔军中时有“猛将”之誉;但在长征途中,所担任的职务应该是他的“革命”生涯中最低的一个,即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指挥科科长,后来任队长。抵达延安后,除了打了一、两个小仗外,主要工作就是训练新兵;后来任贺龙的红2方面军的参谋长;还有联系杨虎城将军,参与斡旋“西安事变”;抗争时,任贺龙的八路军120师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位琼海的周将军,与万宁的蔡将军,既同龄、又同学,私交甚好,只是各为其主,而且忠贞不渝。在国军将领蔡劲军执政“上海滩”那一年,周士第重新入党,游子“归家”;为什么呢?一会儿,单独好好聊聊他。

    现在,“继续“蔡劲军,刚才跑题了。


    d.满腔黄埔热血的上海市公安局长

   35岁时候,蔡劲军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次年授衔陆军少将。上任伊始,这位满腔黄埔热血青年局长,不肯和上海帮老大杜月笙同流合污,将杜月笙安排在公安局的一帮关系户全盘清退。与杜斗智斗勇,可让他后来吃了不少苦头。据史料说,有一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沪视察,蔡局长派军乐队欢迎,结果,这一大队旗帜鲜明的人马走到法租界是,就被灰溜溜缴了械,全部乐队都被法租界巡捕房拘去;原因是其中数人随身携带武器,违反租界规定。蔡劲军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因为租界是在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的。后来,有人指点他应该学习当地的“上海滩文化风情”;蔡局长至此才明白,得罪杜月笙,在上海滩,则寸步难行。谁让杜曾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呢。用现在的话说,杜月笙是当时的黑帮老大,但我总觉得,杜并不是“太黑”,他毕竟抗日,也正是这一点,万宁籍的蔡局长在后来与杜月笙开始真正地“联手抗日”(可以用“同流合污”的反义词来形容)。再说,当时杜月笙也帮助过延安,偷偷地运去了不少昂贵药品等“违禁”物品,而且还是免费赠送。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劲军兼任淞沪警备副司令,曾率领两个警察总队坚守杨浦江正面,协助野战部队抗击日军直至撤退;历时三个月。那时候国难当头,连他堂兄,国民政府保亭县长蔡笃慎都成立了保亭县抗日游击大队。

    蔡劲军坐镇上海警察局长期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具体详情就不多说,因为书上都有。反正“七君子”是坐在上海警察局的监狱里,而且蔡劲军局长还设过晚宴招待邹韬奋等这几个犯人。

    几年前,一座在上海福寿园再现“七君子”的大型青铜雕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的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邹秘书长透露,日本友人提供的八封密电,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我翻阅邹韬奋先生的《经历》,书中描述了他们几个在监狱里的生活情况——

   “我们每天的时间却过得很快,上午七点半起身后,同在客厅里早操,早餐后最重要的事是催报看,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可以接见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见客。后来只许接见家属,除开六人讨论会或谈话会外,有的下围棋,有的看书,便很快的过了一天。”

    “(1936年11月) 28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呵呵!这样的监狱……这样的局长……有时候,我们的历史书也很尴尬。


    e.蔡劲军与周士第之间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周士第传里面记述的。

    周士第曾经参与策划暗杀蒋介石,特此强调,不是我党委派的,是在冯玉祥资助下的,是当时的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这是与蒋介石“黄埔同学会”相对抗的一个组织——一次暗杀活动。这个第三党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认可的一个政党组织;因为第三党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要走第三条道路。发起人是邓演达、宋庆龄等人,后来,邓被蒋杀。再后来,这个党一路演变,就演变成了现在有10万多党员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简称“农工党”,现在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

    那时候,蔡劲军还是蒋的侍从副官;周士第领受任务后,即开展对蔡劲军的争取工作,拉蔡谋蒋,而蔡却一再拉周,希望他留在南京为蒋做事;周见蔡立场坚定,无法利用,只好放弃这一剌杀活动。后来,黄琪翔出活动经费,由周士第在上海另外组织谋杀蒋介石,仍未成功。

    从这一事件来看,蔡劲军公私分明,对于蒋,他没有出卖主子;对于周,也没有出卖朋友;看得出一个万宁人的仗义与忠诚。还从这点儿来看,这比解放后冯白驹的秘书强多了,冯的秘书收到私人信件后,私藏下来,瞒着冯白驹,转交上级领导当做“反党证据”。从此,冯白驹便开始几十年的没完没了的惨遭批斗的人生。


    f.解放后的周士第,幸亏是默默无闻…

     解放后,周士第在所有上将里面,基本是默默无闻。

     抗美援朝时,任防空军司令员,后来任训练监察部的副部长;在训练监察部时,与曾任红6军团的军团长、与林彪同样出身于黄埔4期、第一上将萧克工作在一起。虽说当家的还是叶帅,但可惜这个部门不大讨彭大将军喜欢,说他们只教育全军学习苏联军事做法,不学毛泽东军事思想,结果一场“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把萧上将、周上将等全都赋闲在家摘花种草。1959年后,周士第再没有担任实职,幸亏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否则,后来肯定是厄运频频。

    真要看看他的简历,可能吓一跳——

    周士第,黄埔1期生,北伐时,叶挺部团长,打过汀泗桥、贺胜桥恶战;还受命担任独立团代理团长攻打武昌城;更难得的是在1924年入党,这资历在大将里都数一数二。南昌起义中,10大元帅有7个都直接间接参加了起义,大将里也有4个,南昌起义时周士第还算上是领导人之一。走向了井冈山之时,周是红25师师长,李鹏之父李硕勋是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陈毅当时是该师主力团第73团党代表,林彪当时是第73团下属的连长。

    后来,林彪坠亡温都尔汗后,将帅们开会批判林彪。陈毅揭发说林彪要求拉出队伍上山去,是真,是假?那就无从求证了;林彪最后是乖乖跟着上了井冈山,这是毫无疑问。在批评林彪的同时,陈毅还讲了一句被很多人所忽略话:“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些指战员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有的甚至拉起整排,整连的逃亡。”这句话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当时负责指挥的师长周士第。

    有心的人去翻翻周士第在南昌起义后的几年活动基本是空白,这几年周士第说好听点是上山打了游击,说不好听的,就像陈毅说林彪那样,想去开山立柜,当山大王。

    据周士第自己说,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离开部队是想去找中央,但上海、香港都没接上头,又说重病在身,就去马来亚投奔他哥哥去了。20年代末周士第回国,加入了邓演达的第三党,去西北做杨虎城的工作。邓失败后,又去投奔老长官蔡廷锴。(在此说明,这位蔡长官参加完南昌起义后,便与我党闹起了分裂,拉走了队伍,投奔了蒋介石;次年初,就亲自率军过琼,“围剿”我琼崖红军,包围了六连岭,用万宁党史室出版的书说:“万宁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艰难时期”,长达1年之久。)这期间,周曾经策划刺杀蒋介石未果,后又受邓演达委派去西安策反杨虎城将军反对蒋介石,未果被俘,在宋庆龄营救下出狱。而后正式成为蔡廷锴麾下19路军中的一员,任抗日义勇军队长,率军赴上海抗日。后来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又反蒋,宣布福建独立,这就是后来的著名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周士第就只身一人跑到苏区,这才又归了队。先在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中,任军委干部团级以上干部队科长、队长,以后的周士第差不多干的就是军事教员的活,不是参谋长,就是政委。

    这样说周将军好像不太厚道。实际上,南昌起义后,环境很恶劣,活命是第一位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方向”,这其中就包括前总理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时任军队的党代表。当时,朱德、周士第、李硕率部向福建转移时,曾派一个人去香港找党,并请示下步行动,但杏无音信。“部队到达江西,决定由朱德带领剩余部队,再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汇报”( 聂荣臻 《关于南昌起义部队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南昌起义两个月后,周和李都离开了部队。周士第去香港找党,而李硕勋去上海找。李到了上海后就留了下来,以后几年,就在上海、武汉、杭州、南京等地来往奔波,直到以后去海南。当然,也有专家把周士第这段经历写成了“在曲折中探索”,学术角度不同而已。

    在解放前夕,周士第跟着徐向前做了太原战役副总指挥,好不容易打了一仗,可惜这战开始打的很差,解放军的伤亡和晋军相比是4:1,最后闹得连徐向前都被变相夺了军权,被奉命编入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建制。

    解放四川时,周士第是以18兵团司令的身份参加了战役,总算领了兵,还当了大概几个月的首任成都市市长。抗美援朝中周士弟担任防空军司令,表现中规中矩。让人郁闷的是周士弟原18兵团的老底子180师在抗美援朝中让美军全歼;或许正是这个“隐隐作痛”一直让周士第以后日子过的必须“中规中矩”、“小心谨慎”。

    周士弟原18兵团的老底子180师在抗美援朝中“全军覆没”的枷锁一直沉重到现在。这是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最大的一场败仗,第3兵团60军180师被美军全建制地包围重创。全师共损失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被俘,被俘人数是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中方人数最多的一次。“被俘”在中国军事文化中,是十分耻辱的。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是我军被俘的最高职位的领导。  

    180师的受挫重损,原因的根子在上面,但出了问题,上面就不自觉地把责任一级一级地往下推,尤其是兵团不总结自己的问题,反而派下兵团工作组到军,把责任推到军,让军领导把思想统一到师主要领导政治动摇、胆小逃跑上来。找180的师领导谈话,让他们认识,大胆揭发自己的错误。结果180师的全体干部在高压下一遍一遍的检查,一遍一遍的请罪。最后,60军军长韦杰撤职,180师突围出来的团以上干部全部留党查看,降职撤职 。

    时至今日,任何人还没有在交战国的档案记载里,查找出有关志愿军180师被全歼的任何记载,而中国军人自己却给自己下了180师“全师覆没”的结论。实际上,180师没有“全军覆没”,是主力被歼,该师保留下的有4000余人。

    这事情,看起来与周士第没啥关系,主要责任还是第3兵团司令王近山指挥失误,但也让周士第抬不起头来。话反过来说,真是180师打了大胜仗,那才是与周没啥关系,问题是打输了,而且是他的老班底;尽管直接指挥者是王近山中将,就是《亮剑》中的李云龙原型。

    巴顿将军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倒在里万宁牛漏的李振亚在做到了,而王近山没能享受这一“殊荣”。

    回国后,王将军表面上风光了十来年,其实他的“家庭风波”相当闹心。新中国成立那年,年仅35岁的王将军风流倜傥,在重庆频频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演讲、剪彩……结果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一位女大学生兼小姨子,扯皮拉筋了十来年年,老婆不依不饶到处哭诉,想找领导、找战友,想法很简单,就是帮忙挽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可适得其反,王司令很生气(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坚决离婚。最后,毛主席发火了,指示刘少奇严肃处理“陈世美”,杀一儆百、开除党籍、一抹到底!这样,为爱绝交、为爱休妻、为爱罢官山的王司令就被下放到一个黄泛区农场“改造”。他的子女们没有一个随他而去,都站在可怜的妈妈一边儿。并且他深爱的“小姨子”同样以“受不了别人的非议”,最终退出和姐姐的PK,悄然从人间蒸发,弃他而去,让王司令差点儿精神崩溃。只有他家的保姆小黄随他去了农村,并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后来,小黄保姆就变成了王夫人。年逊周士第、蔡劲军15岁的王近山将军,就成为我军第一位因“爱情”撤职的高级将领。

    相比,周士弟上将还算是聪明人,开国后没去掺合进什么权力斗争,也没搅合什么花边新闻,总算有个平安晚年,终年79岁。周士第之子,周坚,也是肖华上将的女婿,退休前曾任北京华远集团副总经理、党委书记,与房地产界知名“大嘴”任志强“搭班子”。

    跑题跑远了,再回来!还说蔡劲军。

    g.尴尬与遗憾与欣慰

    蔡劲军让现在万宁人尴尬的是,抗战结束后,他担任海口办事处主任、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更尴尬的是海南解放前期,他担任海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还有最最尴尬的是当年留在北坡、未来能去台湾的蔡家人。

    黄埔第二期,1924年8月、10月、11月分批入学,1925年9月6日毕业。虽只晚了几个月,但在第二期生毕业时,各级军职多已经被第一期生所占据了“先”优势,自然要比第二期生“发育”和“成长”的更为迅速。由于军队及军校生的职位“资源”有限,这对第二期生在军界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致使第二期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警界担任要职;官至上海公安局长的蔡劲军就是如此。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原因,第二期生并没有恢宏业绩与轰动效应,以第二期生为主体的军事将领群体,也就没能形成第一期生那样的“军事领导集团”,以至于第二期生,在领衔中将这一层面上,与第一期生的差距比较大。在那个将星闪耀的年代,蔡劲军能官阶此位,已经实属不易;既遗憾,也不能遗憾,历史就是历史。

    还有一点儿,蔡将军在台湾高寿88岁;比起1955年海南唯一授衔上将、自1959年后再没有担任实职、在“文革”中常说“不记得”、“不知道”六个字的同龄人周士第将军多活了9年半;比起年逊6岁的风烟村子弟、衔领中将、官至海南军区司令员的庄田将军还多活2年。

    战争是最残酷的考场,坚忍、果敢、机智的人会在一次又一次战争中幸存下来;军校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真正造就他们是30年疆场。无论是共军的庄田,还是国军的蔡劲军,都是这场战争中幸运者、佼佼者。扣除其它意识因素,仅从这点儿来看,应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至今,在东山岭上还保留着他的石刻:“礼仪为经,勤俭为纬,修齐治平,人类昌兴。”表达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从万宁北坡走出来的一个青年人的情怀。尽管东山岭管理人员不重视,他的石刻都没有涂红,但毕竟在很显目的位置,就在大肚佛对面的石头上。还有在保定小学的大石头上,至今保留有他亲自题写的“立人立已”四个大字。

    这一点儿已经让今天很多万宁人感到欣慰,毕竟在万宁出来一个大人物;同时,也展示出万宁人的一种胸怀。

(附图:蔡劲军将军题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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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10:43 | 显示全部楼层
    5.5.2感受庄田李振亚之将星往事


    李振亚和庄田是万宁老幼皆知的历史人物,一个死于万宁,一个生于万宁。

    我们平时所了解他们的故事,基本上是直线式的简历。我尝试着一种“动态”的写法,把他们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比较以他俩的战友们,或许你能感受到他俩与他们的战友们,当年是何等的热血沸腾、多么的壮怀激烈。或许这样的历史也好看。

    这里,主要写他们来海南之前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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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14:2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振亚

    在万宁籍的国军将领蔡劲军初任上海警察局长时,广西籍的李振亚正走在长征途路上。这一年,李振被提拔为第33军参谋长,这是他多年来位居最高的一个职务。当时名叫李荣,之前在江西苏区、在长征途中,基本上是营级干部。可惜这个参谋长的职务很短暂,或许几周,超过1个月的可能性不大。

   a.李团副与红7军

    再之前,他参加了邓小平、龚楚等举行的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后,这支部队即宣布为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楚。李振亚当时是军部一名副官,也是在起义这年入党。去年吴子牛执导的《红七军》就是演绎当年的那场腥风血雨。


    这是一支正规红军野战部队,军事素质十分出色;只是在广西,死打硬拼的对手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强大的“新桂系”,损失不小,难以立足,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在转进过程中,红7军损失惨重,这可是几千里的转进,李为团副官。进至湖南广东边界时,仅剩2个团。邓小平离队去中央汇报,这也是他后来被贬职到瑞金当县委书记的主要原因。红7军在转进江西途中一度被击溃,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马到了中央苏区,另一部分却到了湘赣边界的地方红军王震所部。李振亚随军的是到了江西瑞金的那支部队。

    龚楚曾在井冈山红4军担任中层干部,十分熟悉朱毛红军的军事思想,对红7军的建军有很大帮助,从这里看,龚楚应该是李振亚的老领导。李振亚还有一个老领导,就是前总理李鹏之父李硕勋,遗憾的是二李之间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当时中央任命李硕勋为红7军政委。李硕勋接到任务后,取道香港,转赴红七军。那时,海南的形势是闹得风卷云烟,海南岛红军第二任“旗手”王文明病逝不久,冯白驹刚刚接手领导工作,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也刚成立不足1年。当时,中共广东省委设在香港,迫切需要大批干部,省委特别请求中央把李硕勋留下来,中央遂任命他为广东省军委书记,当时省委急派李硕勋去海南,主持召开琼崖游击队负责人军事会议。遗憾的是这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材生,瞿秋白邓中夏的得意门生,曾任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去了之后就没能再回来,海口是他英魂的归处。

     红7军回到中央苏区后,在龚楚率领下,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基本上被打残了,由军编成师,后来就成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再后来,先划给彭德怀的红3军团,后又并入林彪红1军团第3师第7团,龚楚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万宁籍的庄田曾任政治部主任。长征前后,第3师第7团被并入红9军团。他的第三任政委就是庄田

    抵达中央苏区后的红7军高级干部多被整肃调离,一度曾任红7军军长的龚楚后也被调离。很多基层指战员被送到军校学习,即使在延安时期也一样,凡是在外将领、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要军校学习一段时间。冯白驹当年就是缺乏这种“培训机会”,后来的“吃亏”不知与他缺少这个“进修”经历是否有关?李振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进了瑞金红军学校。理论上,李振亚与庄田应该在此时认识。因为李振亚在瑞金军学读书时候,庄田已经刚回国在此军校任教,理论上,庄曾是李的老师;李毕业后留校,他们应该在瑞金同事过。因为那个时候,工农红军学校还没被分拆、扩编成4所红军学校。另外,在这里当教员的还有一个同乡,就是周士第,1955年授衔是海南唯一的一名上将。长征途中,部队改编时,周随军贺龙的红2方面军,而李振亚和庄田则加入张国焘的部队“班底”,命运也从此不同。长征途中,李振亚所指挥的营基本是“前锋”,而庄田率领的团是“后卫”。


    b.短暂的参谋长,惨烈的祁连山

    那么,整编后,李振亚任职参谋长的第33军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这是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一直队伍,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都是四川人,这个第33军是张国焘红4方面军的老班底;而李振亚一直是跟从红1方面军从江西出发,走完的长征,怎么又与这支部队搅合到一起呢?

    这就涉及到了党史那最为关键的时刻,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4方面军,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红1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故事。

    会师后,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李振亚任作战科科长,年逊其9岁,时年18岁的吕黎平任副科长。吕将军后来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三大战役,位居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授衔少将。历史上,都知道叶帅告密的“密码事件”,当时,叶离开张国焘,私投毛泽东之前,叶就是从吕黎平手里取走的缴获的唯一一份甘肃十万分之一地图。叶独自走了,而吕留了下来“混”在张国焘部。

    党中央的毛儿盖会议,决定1、4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当时张国焘部队人马多,干部少,因为大凡有点儿文化的大都被“肃反”了;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多,好像有规定,不准许连级干部在战场上带头冲锋陷阵,保存并储备了一批骨干指挥员。陈赓就是干部团负责人,李振亚当时是这个干部团第1营营长。第33军已经改组后,这才有李振亚这个广西人的参谋长的位置。李振亚几乎是只身一人任职于此,我猜测,李振亚这个广西人,当时的日子恐怕不会很好过,其简历中也是一笔带过。

    虽说是把老军长王维舟调到总部任闲职,但整编后的第33军,依然是红4方面军的老班底执掌帅印。这支部队是王维调一手组建的,几乎全是宣汉县的巴山儿女,在一个县组成一个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实属罕见!解放后,王将军官职西南局常委、西南军委副主席,但没有活过“文革”。

    军长罗南辉,与李振亚同岁的,四川成都人,一直在四川地盘上征战;政治委员张广才,湖北黄陂人,跟着张国焘转战一路,拼杀至此。李振亚这个参谋长十分短暂,不久就被排挤到军政治部当娱乐股股长(黎明《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也是没几天,这支部队又与原红5军团整编为红5军。

    当时是北上,可不是去延安,北上是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李振亚就是首批随同陈昌浩、徐向前开始了一场中共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失败。这是一支失败的红军,又因为失败祁连山马家军而被淹没的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其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可惜,英雄死在错路上!让万宁人关注的两个人,庄田和李振亚,都与此次西征有关。

    当时,李振亚这个参谋长的位置没有坐多久,我估摸着就20来天,又被改编了,第33军与红5军重组。而被重组后改编成的红5军,军长董振堂、参谋长李屏仁、罗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高台战斗中全部牺牲,政治委员黄超与李先念等跑到乌鲁木齐后,被路过的王明以托派罪名枪毙。罗南辉是被飞机炸弹炸死的,时年28岁;宁都起义创始人董振堂是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了自己,时年42岁。杨克明牺牲时,时年31岁,他可怜的妻子正在千里之外每天看着他中学时的照片和杨克明工作时用的公文包,这一看,足足看了30年,白发苍苍的妻子最终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自己的丈夫早已离开了人世。妻子悲伤欲绝,第二天去世。

    杨克明、董振堂和罗南辉的首级,摆放在一起供人展览,这张照片还是“马家军”拍的,现在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当时马步芳用于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证明。高台战斗,那是一场2万人打3000人的一场战斗。本来红军预先挖好的地道准备撤退,但因远在延安的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不同意,只好死守高台,结果全军覆灭。

     当时与李振亚的搭档原33军政委张广才,在整编时,因一时半会儿不好安排职务,被调回延安学习,命运也因此改变,解放后授衔少将,位居武汉军区副政委,但也没活过“文革”。

    海南党史中介绍李振亚西征这段历史的时候,很简洁:“在西渡黄河后就改任一个毕占云支队的参谋长”。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李振亚未必是这个支队参谋长的职务。我查了查历史资料,当时可能就没有“参谋长”这样一个职务。

    那么李振亚所在的毕占云支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支队呢?

    西路军失败了,成立了三个支队,各找出路。

    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黄超率领的左支队1500人,一直打到乌鲁木齐,最后剩下700余人,这部分人马就地休整、学习科学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新兵种、高科技的部队领导人,多出自这个部队。当时这支队伍就一个信念,打到苏联去,联通国际线。还是陈云把李先念拦了下来。当天,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抵李部所在地星星峡师,这些死里逃生的西路军的全体将士失声痛哭,撼天动地。

    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王树声与朱良才率领右支队700人,基本上全军覆没,右支队不存在了,但王树声、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等都历经艰险,分别回到了延安。其中,年长李振亚3岁的王树声也是一路乞讨回到延安,解放后,授衔大将,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74年去世。与万籍国军将领蔡劲军同岁的朱良才,解放后,授衔上将,曾任北京军区政委。1989年去世,享年89岁。

    毕占率领中路支队也叫干部支队,由总部特务团一部、妇女团余部、伤病号及总部教导队约1000余人,多是伤员、病号及妇女、小孩等。根据资料看,李振亚应该在这个支队之中。这个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曾日三任政委,毕占云任支队长,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欧阳毅为委员。在这中间,没有找到李荣(振亚)的名字。战斗几天,这个支队就只剩下200多人。刘瑞龙、魏传统、张琴秋等不少同志被俘,后因国共合作,被营救释放。当时仅剩的10几名同志,硬是坚持走出祁连山,在左李先念部支队到达星星峡之后,这支队伍(10人)也回到了延安,李振亚并是其中幸运的一员。

    现在说说这个支队中李振亚的战友们——

    年长李振亚4岁的曾日三,时任红5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德成为其主持过婚礼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被俘遭杀,时年33岁。

    年逊李振亚2岁的欧阳毅,西路军保卫局侦察部部长,授衔中将,曾任炮兵副政委,于2005年去世。
   
    与欧阳毅同岁的刘瑞龙,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农业部副部长,1988年去世。他的女儿刘延东,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与李振亚同岁的魏传统,被铺后代表“犯人”和马家军谈判,改善了被俘红军的恶劣生存条件。解放后,授衔少将,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被誉为军中才子,与元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是中学同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首任政委,也是军艺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名副其实的军艺的奠基人。1996年去世。

    而年长李振亚5岁的的支队长毕占云,时任红5军参谋长,单身沿路乞讨辗转到延安,授衔中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1977年去世。,他原是湘军将领,在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第2次“会剿”中率部起义,参加农红4军,任特务营营长。朱德是其入党介绍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国民党整连、整营成建制的加入红军的先例。“毛”中有他一笔。红4军事我军第一代王牌军,即朱毛红军。

    与庄田同岁的西路军的一把手陈昌浩,是中国红军史上一个悲情人物。这位武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当年大别山根据地位仅次于张国涛的二号人物,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宋侃夫这些后来的中共党政军大员都曾是他的老部下;在文革中,吃下了安眠药,永久地睡去,这年,他61岁。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从此化作一缕轻烟,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陈昌浩的前妻张琴秋是一个漂亮的、唯一的红军女师长,也是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著名作家矛盾的弟弟)的遗孀;在延安与陈离婚后,(当时陈的正妻带着儿子来到延安找老公,是伍绍祖的父亲护送来的,陈当时就飞到苏联,后在哪里又娶一个俄罗斯妻子),又改嫁给了老部下苏井观,即解放后的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文革”中跳楼自杀。她与沈泽民之间有一个爱女,在文革结束那年,也服药自杀。

    c.从李教官到参谋长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李振亚马步芳骑兵打散被俘,第二次国共合作,经党中央营救出狱,之后,辗转回到延安。海南党史对此段的描写是一笔而过,(也没写,李夫人回忆文章中写的),庄田的此段经历的描写也是同样地一笔带过,(也没写),可想当时兵败之惨烈。李振亚回来后,在连级干部会议上,猛批张国焘,此时的张国焘早已被毛大帅打倒了,并踏上了一只脚。《不倒的红旗① ——海南史志网》有一段描述:“1937年4月,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大会上,他(李振亚)旗帜鲜明地揭发、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随后,他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军政大学工作,任第三大队第五中队长兼教官。” 有回忆录证明,庄田同志当时任大队长,是李的老领导。

    没多久,就跟着叶剑英在湖南、广东办游击培训班,当时是国共合办的,一起打日本鬼子。再后来,任职古大存率领的东江纵队参谋长,古大存就是一个让广东和海南的老战士们至今都忘不掉的名字。李振亚在这里只干了几个月,便找到了爱情,一个回国抗日的马来西亚女华侨教师;再接着就携夫人王超(王春红)从香港到湛江,再来到海南,比庄田早到几个月,在海南才改名李振亚;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

    李振亚夫妇的大女儿不到1个月就夭折,二女儿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取就不得不托付给老乡,第三个孩子还在腹中,因斗争环境实在太艰苦,为了革命工作只得流掉。二女儿后来1987年在万宁山根镇找到,听说,在海南省民政厅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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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1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庄田

    庄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基本上不在海南负责具体工作,一直香港与南京之间跑,1年后,便奉命赴越南协助抗法战争,训练撤到越南的广东游击队;后就在云南广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新中国宣告前1个月回国。

    解放后,他主要工作就是剿匪和援藏,之后,进修、任教。新中国成立11年后,他才位居广州军区副司令,再4年后任广东副省长,又2年后,“文革”开始,这以后他的故事就不再说了。我们先“回放”一下“风华正茂”时的庄军官。

    a.庄军官在中央苏区

    就在李鹏之父——李硕勋牺牲在海口那年,25岁的庄田怀揣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毕业证书,也怀揣报国救国的满腔热血,回到了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最初,他只是瑞金红军学校的一名排长、后来是连指导员。要知道,他可是红色“海归”啊!

    他在江西一直从事的是党政工作,主要职务是政治处主任或政治委,约有3年,直到长征开始。长征前,他曾经任职红军模范团任政治部主任,跟着叶剑英、伍修权打过几次仗,之后,“只因工作需要,便安心从事政治工作。”(海南党史)

    长征前,庄田最高职务是团级政委,年龄28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团级的红军指战员中,属于偏大的。随着频繁的部队整编,他经历过红1军团、红9军团和红5军团等。

    关于庄田在江西这段工作调动经历,“海南党史”,给公众一个比较“混乱”的信息:在“庄田将军生平年表”中,与“庄田将军传略”中时间与事件不吻合,矛盾重重——

    在“庄田将军生平年表”中:1月,调任红九军团第师第七团政治委员……直到长征。

    而在“庄田将军传略”中:1934年初,庄田调任红5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不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并被调到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组织科长……3月上旬,他从红军大学调到红九军团第三师七团任政治委员。。

   第一,庄田1934年初,到底在哪个部队?

   第二,海南党史网上,出现一个常识性错误。庄田“被调到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组织科长”。这是红1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各自长征,在懋功会师后,部队混编时的工作调动,而不是在长征之前,更何况第4方面军是张国焘领导着从大别山出发的,庄田是随红1方面军出发的,再说,1934年3月上旬长征还没有开始呢,

    之所以如此较真儿“抠此字眼”,是因为庄将军不仅1955年授衔中,海南籍贯2名中将之一,更主要的他是万宁人的一个骄傲。

    长征之前,他在红5军团13师39团任政委;但这段时间正值第4次“反围剿”,但这场残酷搏杀,庄田应该没有太多的“冲锋陷阵”的机会,尽管此次“围剿”是蒋军以妄图歼灭庄田红5军团所在的红1方面军为战役目标。我从时间上推算,他那几个月的日子,过的相当“郁闷”;正遭遇审查,被关押了3个月,但也侥幸没有牺牲在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中,这也算是一种命运安排。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当时同样是留苏派执政“中央苏区”,庄田好像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关照”,一直未能“发展”起来。尽管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交出了兵权。从这一点儿上看,田的道路是靠一步步自己走出来的,是靠“命”与“运”走出来的。


    b.庄政委的长征

    长征开始后,他改任红9军团37团任政委,直到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不足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他戎马一生中,最为命悬一线、朝不保夕的一段经历,因为他的部队属于红9军团。

    正值他的同乡,国军将领蔡劲军“潇洒”上海滩的时候,庄田开始了比其它军团还艰苦的万里长征。因为,庄田所经历的红9军团和红5军团到底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部队。

    同样是中央红军,在反映长征影视作品里或者纪录片中从来只有1军团如何如何,3军团如何如何?而庄田所经历的9军团和5军团根本就没人搭理,连个镜头都懒得给。问问你知道9军团和5军团的军团级领导都是谁?恐怕只有一般水平的军迷未必能知道。 红1方面军中,红3军团司令是彭德怀,能打硬仗,是绝对主力;红1军团司令是林彪,善于打巧仗,也是绝对主力。

    红5军团是宁都起义部队的班底,司令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擅长防守,长征时经常打后卫,可惜西路军失败时被灭,董振堂也牺牲。政委就是被誉为“炮兵之父”的朱瑞。 按照时间推理,长征前,庄田可能在董司令麾下工作过,不过即使有过,可能时间也很短暂,估计在第4、5次反围剿的时候。但在西征祁连山马家军时候,共同参加了那场西征是不容置疑的,但那时年长庄田11岁的董是由红5军团改编的第5军军长。对此,海南党史网站上的说法很矛盾的、很模糊。就我这军迷来看,我判断他在董振堂麾下工作过,一是在江西的中央苏区,二是在董将军任由红5军团改编成红5军的军长时,激战祁连山区的西路军中。

    长征开始后,庄田在红9军团3师7团任政委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么,这个军团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

    红9军团为长征前(1934年)最后一次“扩红”时组建,在于都临时补充兵员1300余人,多为新兵,装备及战斗力较差。湘江之战时,1、3军团为前卫,5军团殿后,8、9军团在两翼,后8、9军团被打散。湘江之战后,8军团番号撤销。5、9军团一直是作为全军后卫的。9军团在贵州曾经单独作战,以掩护主力进行机动作战。或许正因为在云南广西作战经验与业绩,庄田在调离海南琼崖纵队后,被任命为粤桂边纵队司令、及后来的桂滇边前敌委书记。

    实际上,在长征之前的第5次反“围剿”作战的广昌保卫战中,部队在战斗中人员牺牲惨重,基本上就被打残了。在长征出发前夕,整个军团人数达到11500人左右。湘江之战后,红9军团也大半伤亡,被迫将原有的两个师缩编至3个团,包括庄田(当时名叫庄振凤)担任政委的红7团。

    军团长罗炳辉(就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主角原型,后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解放战争刚开始后,刚刚取得枣庄战役胜利,不幸病逝世于临沂。后国军攻陷临沂,惨无人道地对罗将军的遗体横施摧残。

    别的军团长征走的是二万五千里,而这个军团至少三万里,甚至达到四万里以上,这包括在乌江北岸单独行军多走的三千里和被迫随红4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多走的几千里路,从福建长汀中复村起步转移,出发长征,最后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长征终点甘肃(今宁夏)将台堡,是中央红军4个军团中唯一走的路程最长,也是走的时间最长,达到2年之久。这个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是长征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这就是庄田所在的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的红9军团。

    那么,庄田曾经领导的红7团,当时又是一个什么背景呢?

    设辖3个营,第一营的前身是苏区中央政府警卫团,第二营的前身是红军学校“无产阶级团”,第三营的前身是闵粤赣新成立的两个红军独立师。其实,庄田是这个团的第三任政委,他的前任与后任,在军史上都留下了浓浓的墨迹。

    首任团政委是伍修权,与庄田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年逊庄田2岁,准确地说是当时这个学校的中国排排长(学校按部队编制),伍就是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的副总参谋长。

    第二任政委是年逊庄田6岁的方强,授衔中将,四野悍将、东北剿匪司令,曾任海军副司令员。庄田从他手里接任政委职务,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在押往西安途中,方强组织200余被俘人员脱险,返回陕北。后毛泽东提议方强担任华北战地工作考察团团长,卸任后,庄田当这个团长。解放后,方强任广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这时庄田还在越南抗法,10年后庄接任广州军区副司令。离休后的方将军每天雷打不动要做的事是舞剑、背诗,去年还与网友互动“面对面”,现高寿98岁。

    接替庄田的第四任政委是周生珍,他俩人在瑞金学校是同学(战友),即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中将军衔,抗美援朝时候第42军政治委员,经典之战就是黄草岭阻击战,当时的惨烈可以用“鏖战”一词来形容,也是42军战史上的辉煌。在13天作战中,完成了阻击任务,保证了志愿军西线主力的作战,杀伤美韩军2800余人,同时也付出了1800余人的伤亡。

    红7团首任团长是龚楚,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昌起义的参与者、百色起义领导人,最高职务在当时相当于中央军委副主席。1935年5月叛变,被称为红军时期的“红军第一叛将”。

    长征开始后,龚楚留下来,位居项英之下、陈毅之上;后叛变与项英、陈毅拼杀的你死我活。电视剧《浴血坚持》里龚楚民就是龚楚的原型,只不过电视剧结尾的一个情节是叛徒龚楚民被我党处死了,而现实中的龚楚则恰恰相反。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歼敌众多,这期间口碑不错。解放战争后期,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主动投诚。海南岛解放前,当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经请示,决定派龚楚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知道再回内地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返香港兴办实业。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间亿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改革开放后,1990年秋的一天,龚楚与夫人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家乡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同时,他还托人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很多人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推说“记不得”了。

    龚楚在老家去世时,享年95岁。这年长庄田6岁的龚楚,比庄田多活3年。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报:仅在90年代就从龚楚那里引入了4亿多的资金。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而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但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变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对前途自感渺茫,失去革命信心,变节的将领有所增多。

    龚楚生前著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有兴趣者可以读读。其实从现有稀世资料来看,很多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

龚楚“衣锦归乡”那年,庄田依然在世,但那时已经卧病在床,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位昔日“战友”的这样一个新情况?如果知道,不知庄田会有怎样一番感慨?还有李振亚,如果也能得知这位在百色起义时的“老领导”这般归国,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能否“含笑”?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庄田还当过红九军团第22师65团任政治委员,不过时间很短,估计最长1个月时间。湘江之战后,红22师只剩下不到千人,后被安排去接替中央纵队抬机器,以后基本上再没有回归建制。

    这个红22师,是一个惨烈的部队,原是会昌工人师,活动在赣东南地区。长征前,编入红9军团。龚楚、程子华、周子昆先后任师长;方强、黄开湘先后任政委。

    周子昆就是后来的新四军副参谋长,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候,被副官连同项英一同杀害在山洞里。

    与年逊庄田2岁的黄开湘后来调到第2师第4团团长。当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不幸伤寒病逝。时年27岁。

    黄开湘,至今还是人们比较陌生的一个名字;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半把他的名字错成“王开湘”。他实际是中央红军长征先锋团团长,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他同团政委杨成武,奔袭三昼夜,速行320里率领22勇士夺占了泸定桥、爬越第一座大雪山、走过茫茫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黄开湘指挥的第4团,都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锋团。然而,这又是一个半个世纪的“故事”,就是把英雄的名字给错成“王开湘”,杨成武将军是福建人,福建口音是黄、王不分。杨老将军所写的长征的文章和书籍,关于他老战友的名字都用的是“王开湘”。直到后来江西省弋阳县党史办的同志专程拜访杨老将军,指出“错误”。


    c.庄教官与西征


    扎西整编,红9军团撤销师、团建制,将所余3000多人缩编为3个大营,对外仍称团,继续沿用第七、第八、第九团番号。这时的庄田已在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也正是这样一个经历,后人的回忆录,常称之为红色军事教育家。但很快就随军北渡黄河开始了一场惨烈的西征。

    尽管执教的时间很短暂,想必这段时间庄田应该十分开心的。因为校长刘伯承是刘苏派,当庄田刚从苏联回到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工作时,刘就是当时的校长;另外还有一个时年36岁的政委何畏是老乡,琼海博鳌人,与蔡劲军、周士第同是1990年出生。

    何畏作战勇猛、智谋过人,号称红四方面军“小诸葛”。长征中,老蒋给何畏定下的赏格是三万大洋,当时许世友是他的副手。

    可惜,这位热血归侨、省港大罢工浪潮中的风云人物、郭沫若的挚友、黄埔5期生、百色起义参与者、长征途中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懋功支队司令员、率部迎接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师的我党我军当时一员显要将领,出逃了。

    导致何畏直接出逃的原因是许世友等40余名4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因为对批张国涛扩大化不满,企图生变出走而被捕。何因极度悲伤,到处“散布”不满,结果又被关了禁闭。之后就出逃了。 在批评张国焘这一点儿来看,何畏就不如李振亚“灵活”。对于何畏的结局至今是一个谜。张国涛得知出逃,扼腕叹息,在红4方面军中,他最看好2个年轻将领,一个是何畏,另一个是李先念。

    何畏出走对庄田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那时的庄田已经“随西路军总部渡过黄河进行西征,与强敌作战数月,遭受严重挫折。”(海南党史)

    西征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那时河西走廊的地貌打不得游击,没有很强的火力碰到骑兵就是死路一条。此外,马步芳等在甘肃的统治相对得人心的,统战做不了的。再说,大部分的西路红军是南方人,与当地人沟通交流绝对成问题,还有,那时的西路军战士多来自湖北和四川,3-4个红军按不倒一个马家军。

    青海是马步芳、马步青的地盘,他们很清楚:如果没有胜利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决心与共军拚斗到底。

    这里是回民区,宗教信仰极为浓厚,在这思想冲突的情况下,从这个上面来看,西路军在那里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战。因为共产思想在理论上遵奉马列主义,坚持无神学说。

    更重要的是天时与地利对西路军极端不利,10月是冬季的开始,而西路军将士大多是南方人,从南方“流窜”到河西走廊,都是穿着轻便的衣着;河西走廊南为祁连山,高达6000米,终年积雪不得融化。北为蒙古戈壁,气候寒冷异常,冬季最冷时候,平均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没有厚暖的衣着,加之这里是资贫乏地区,不易补充,这一“天时”的困难确实无法克服。

    再说,河西走廊南为祁连山,山峦重叠、险峻难行,向南求生,既无可能,环境亦不允许;向北横过蒙古戈壁,向宁绥方向走,不要说给养无着,连饮水的供应。因此,西路军只有在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前进,这样难免遭遇马家军骑兵的尾追、截击。

    还有兵种性能的差异巨大,青海是著名的产马区,所以青海以骑兵著称。在这次河西战役中,的的确确,骑兵发掘了极大的机动性与灵活性。比如,西路军刚刚驻营、休息、做饭、准备住宿,马家军骑兵一见炊烟,急驰而至,根本来不及吃饭。如此一连数日,真是马步之势既异,饥饱亦复相殊!经常饥腹行军,岂有不疲惫之理?

    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3万人,在河西走廊失利,除了在李先念率领下逃到乌鲁木齐的700多人,几乎全军覆灭。时隔2月之后,七七抗日战争开始。


    d.从庄大队长到庄副总队长

     李振亚和庄田都是这场惨败中能活下着,已经十分幸运了,更幸运是回到延安后能顺利审查过关,并在后来得到重用,这是幸运者中最大的幸运。

    之后,庄田于“1937年3月  西征受挫后,辗转回到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第五大队大队长、第三分校教育长。1940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要加强对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地理的考察工作,并抽调干部成立一个考察团,任命庄田为该团团长。”(海南党史)

    2个月后,庄田比李振亚晚到2-3个月,从琼州海峡偷渡过来海南,开始协助冯白驹打游击,任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副总队长。

    当时很多返回西路军的将士,都被派到外地发展武装。如,年逊庄田1岁的李先念回到延安后,先降职后提拔,被派回大别山区。临行时,刘少奇交代李先念三个任务:第一发展武装,第二发展武装,第三还是发展武装。当时发展武装,一是为了跟国民党联合打日本人,二是准备好与将来再跟国民党打。

最后,在海南这块土地上,注定要爆发一场国军将领蔡劲军等与共军将领冯、李的生死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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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2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告慰


    纵观解放军战史,我军有4大惨败,庄田将军就赶上了2次,一次是损失5万人的湘江战役,另一次是损失3万人西路军祁连山之战。幸运的是庄田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了下来,其英名并重重的记载在军史上。(另外,金门之战9800人;抗美援朝180师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被俘)

    令人欣慰的是,在上个世纪末,在万宁,为李振亚和庄田将军分别建成了纪念园(馆)。按万宁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六连岭革命斗争纪事(2005年7月)》书中记载——

    李振亚纪念园:投资资金36万元,建成1992年,参观人次1.2万

    庄  田纪念馆:投资资金60万元,建成1994年,参观人次1.3万

    从馆园建成,到此书截稿出版,我又计算一下:两位将军的馆园,日均参观人数3人,李先烈日均2.5人次,庄将军日均3.2人次。心里一丝丝悲凉——

    幸亏!红色娘子军被琼海人领走了……

   (随手一翻此书,错别字太多,在此更正:当年给李振亚题词的5位老同志,其中一个叫伍修权,而不是“伍修叔”,261页;李振亚出生于1908年,而不是“1090年”;牺牲时候,时年40岁,而不是“39岁”,263页;李先烈39岁那年,是他“戎马”中最辉煌的一年。谨此,作为一个长在红旗下的人,因看见如此笔误,特向李先烈致歉!)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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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22:39 | 显示全部楼层
    5.5.3感受“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之后……

    这一小节表面上,与“万宁咋搞”关系不大。

    我写写抄抄、减减删删,总感觉无从下笔,因为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那是一场时历几十年的“反地方主义斗争”,一场地方权力之争的历史,给海南、给中国带来深深的影响。

    这也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节,手捧这些回忆录,看着这些历史资料,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眼前浮现出那一幕幕场景,心如刀绞。这就是历史,无论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当时的经历者,都不该忘记那场残酷的悲剧?

    迄今在海南,还能感受到其“如影随同”地无处不在,总能见到一些人张口“大陆仔”,闭口“海南人”;提起某个干部,先听到的是“大陆的”与“本地的”之分。等等这些的“不可思议”,难说没有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烙痕”。让人感受到 “外来”与“土著”的今日文化冲突,非“一日之功”。

    今天,我们回顾往事,再阅往昔,谁也不会去纠缠这些历史旧帐。能不能把那场“反地方主义”运动,当作共和国的功勋们为我们后代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与历史的借鉴?从中,“以史为镜”、“警醒后人”。套用三国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那个年代,海南岛属于广东,广东属于华南分局管(驻地广州),华南分局又归属中南局(驻地武汉)。

    简单的说,当年那场斗争主要是反对两个“旗手”,一个是东江纵队的创始人古大存,另一个是琼瑶纵队的创始人冯白驹。

    古大存,就是东江支队即红11军创始人。

    万宁籍的杨学哲24岁时候就在这个队伍中任1纵政委,后被调到红军第2独立师当政委(琼崖纵队)当政委,与冯白驹一起“搭班子”。如果杨政委能活到解放之后,恐怕他的日子也好不了。因为他跟这两个“地方主义”旗手都共事过,而且杨政委在当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即使他能侥幸躲过这场五十年代的运动,也躲不过以后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反苏防修”,因为他是留苏“海归”。

    万宁市龙滚人,黄康的经历就是一个证明。同样是流苏派,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曾经跟随古大存在广东东江游击区工作过,回海南后,又跟随冯白山打游击。解放后不到一年就调离海南军区,履任华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再后来就离开部队转往地方工作。再之后,就是又随同冯白驹一同蒙受打击。在农村挂职4年,再接着就是“文革”,可想而知。即使李振亚没有在解放前倒在万宁的牛漏,恐怕其结局也跟黄康差不太多,因为他也跟两大旗手都共事过,而且是参谋长。幸运的是黄康与庄田这两位老乡兼战友,都能活到改革开放;一个享年86岁,一个享年85岁。

    此处,还是少说说古大存,毕竟现在广东与海南分开了。如有兴趣,可以看看杨立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作者解放初期曾任古大存的秘书,跟随古大存从东北南下广东;此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此书于1997、1998年两次印制出版后,很快发行完毕。2007年初,在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的新春团拜会上,得悉此书重印,当场响起热烈掌声。看看古大存秘书的忠心耿耿,再想想冯白驹秘书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让外人与后人无语。我们还是以海南岛的“旗手”冯白驹为主线,来梳理那场往事。

    海南解放刚刚5个月,抗美援朝就开始了;当时需要一个稳定的海南岛;这样,冯白驹任职海南“一把手”二年多。

1952年夏,实际上他就“撒手”海南岛;2年后,被免去海南岛区委第一书记职务;在“反地方主义斗争”第一场“战役”中,元气大伤。此时,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位“旗手”,未能被封将授勋?

    第二场“战役”,始于1957年,更是惨输全败;其致命的一击,就是冯白驹秘书收到一封信,本来应该交给冯白驹的,然而却交给了更上一级领导。冯白驹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再也不会说“23年红旗不倒”了。从此,冯及其老部下们,一路败北,直至几十年。用叶剑英当年自嘲的话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1963年,调任浙江副省长,主要防治血吸虫病。1973年,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1983年,平反昭雪。这样这位“23年红旗不倒”的一个旗手,蒙冤26个岁月。

    更详细的,可以看看《冯白驹将军传》,据此书作者说:“在撰写《冯白驹将军传》时,笔者听到一些老同志介绍,说冯白驹对广东这个地方伤透了心。他在调离广东前后曾讲过这样的话:我死也不回广东了。笔者翻阅了一些材料,没看到冯白驹讲这句话的确切依据。但冯对广东这个地方伤透了心,不想继续呆在广东,确有其事。”

    如果以时年32岁的赵紫阳从河南来广东接替方方管土改算作起点,再以“首领”方方去世后20年的1994年获得平反为终点;时历43年。这期间,古大存1966年,在广州去世,终年69岁;1983年与冯白驹同时平反。

    林彪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还有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搞定”古大存和冯白驹为首的“地方主义”旗手后,“文革”开始那年调至北京,曾位居中国第4号人物,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之一,又和林彪渊源甚深,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时,没想到突然会裁下来,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

    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这篇文章还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写他爹一生丰功伟绩,后来不幸冤死牢狱,看了好生凄惨!还真能写!

    听说,叶帅逝世后骨灰不进八宝山,而选择在广州烈士陵园。陶铸的夫人获悉后给中央打报告,也要求将陶铸的骨灰从八宝山迁移到广州。理由一,陶铸的级别是够的了,二,陶铸在广东工作十多年,对广东有感情。当时中央是胡总挂帅,胡总很聪明不表态,批给广东拿意见。广东领导也很聪明,心领神会,立即召开常委,还专门邀请一批己离退的广东藉老干部,名曰尊重老同志意见,结果可想而知了。

    仅仅一篇文章或一本传记,都无法全部囊括那个历史背景下的“恩恩怨怨”及其原因。今天,对他们的恰当评论肯定要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眼光,不仅仅只是体会他们那深沉的人生况味与沉郁怆然,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个复杂的历史伟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毛语录至今依然经典。

    至少在今天能看到,那场几十年的“反地方主义”运动,那场惨烈的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之争,大家好像都是输家。那谁是最后的赢家呢?

   把眼光“跳出”海南岛,看看周边,亚洲四小龙崛起了,距离海南岛较近的是台湾、香港、新加坡

   不得不再次想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句诗与“万宁咋搞”不能说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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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24:19 | 显示全部楼层
     5.6夸不出口的万宁媳妇

    5.6.1媳妇的地位取决能否生儿子

    家里一定要有男丁,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传统。

    年前,去了万城一个普通家庭吃饭,三女一男,大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小儿子还在上初中。我问大女儿是否还想读研究生?她摇摇头说:“我要工作,要养活弟弟妹妹,他们还小,家里负担很重。”我又问:“你这么年轻,不想去上海北京大城市闯一闯吗?”她叹口气:“想,哪能不想,但还是在海口找工作的好,能照顾家。”

    如果第一胎是女儿,那么还要继续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胎,直至生出儿子来。

    在网上看到一篇小文《怀念我的小姨 ——

  ……我这个小姨人长的不错,什么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哑巴了。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同龄人都接受教育,而她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文革时期,由于逃避那场史无前例的武斗,我到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有机会与小姨一起上山摘野果吃,一起嬉闹,小姨虽然不会说话,但人的眼神可以传递很多互解的信息,而且我们那时都是小孩,语言也不多,都是以动作来表达一切。语言没有阻碍人的喜怒悲哀的表达。记忆中,我这小姨人很聪明,爱护比她小的小孩,受委屈时就是满眼泪水,手舞脚踏,可却没有人理解她要说的是什么。
  
   ……  

    时间总是在运行,小姨也到出嫁年龄了,那时我正在中学读书,大人的事不多问,听母亲说,小姨是嫁给东奥那边一个什么村的党支部书记,人很老了,老婆没能生育,小姨嫁给她就是为他家生育孩子。虽说,我们这都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宪法上明文规定一夫一妻制,可边远的地区还是流行娶妾传宗接代。我还听说,是他们夫妻一起去迎娶这门亲事。

    我读高中那年小姨来县城医院生了一女孩,后来……又听说小姨又生了一小男孩。日子就是这样的过了,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母以子为贵……我们也都在默默的祝福小姨有个好归属。

  ……  

    可是,几年后,我却得到这样的消息,小姨得了重病正在医院治疗。母亲赶去医院看望小姨时,只见满身伤痕,眼睛里都是眼泪……。

    小姨,她遭受的委屈无法向来看望她的亲人诉说,也就这样满怀委屈的她,无法诉说的离开了人间。
  
  …… 


    我估算一下,她小姨的出嫁时候差不多刚刚20岁,应该在文革后期,那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内地都在经历着一场“破四旧”的风暴;但在万宁的东澳还是这样一个传统,而这个真实的故事偏又发生在一个共产党员老支书家里……

    如果说上面那个故事是过去的,在乡下的;那么,在万城,在现在,坊间也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夫妇教师,同在一所中学教书,婚后生了几个都是女孩儿;但都不养,全送人,后来不知道是第几胎才决定养,今年女儿都读高中了。可老公几年前当了校长,在外面又有新欢,就与原老婆离婚,好像他们的离婚,很多人都理解,因为他们没有男孩儿。不但外人理解,作为故事中的女主角也能理解她老公的“变心”,她自己也为不能为家里生个男孩而愧疚不已。果真,这校长与后来的新欢有孩子了,还真生出了男孩儿。听说,很多人都赶去贺喜。

    在万宁,一个家庭的男丁竟然如此重要。当初结婚时恩恩爱爱,宣誓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自己的爱情结晶;可是涉及到传宗接代的事来,当初的爱情誓言就统统作废。重男轻女,不仅是一般老百姓有,即便他当了校长,即便他是高知阶层,即便他是万宁名流……夫妻之间的N多承诺如此脆弱,他对原配夫人如此“诚信”,可想他如何执教一方,如何执政一方?社会楷模竟然如此这般?如果此事发生在大城市并不怎么显眼,因为林子鸟多,但万宁毕竟不是大城市。


    5.6.2这里字典里几乎没有“妻管严”


    万宁媳妇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辛苦持家……每到万宁来总能听到这样的美谈,让饱受“恶妻”之苦的北方男子都啧啧称赞:“妇道”这个千百年来的中华文明,可能只有在万宁、在海南依然在星星闪烁。

    在马路上、在茶楼里,我们看到更多是几个大老爷们在那里喝茶聊天打牌,而田间地沟带着斗笠干着农活多是妇女。听说,城里也一样,男人在外玩耍,女人在家操劳,仅持家,不做主,抱怨少。

    听说一般万宁媳妇还有着一腔特别容忍的胸怀,自己在家里再怎么辛苦,能容忍着丈夫在外瞎搞胡来,即使知道了丈夫在外有女人,哭一哭,闹一闹,抹干眼泪,还是进厨房、做家务、喂孩子、敬公婆…省吃俭用如同以往。尽管老公收入微薄,万宁平均工资才1000多……

    这谁都说不清楚,或许传统就这样。我猜测,海南教育比内地差,家家子女多,经济压力大;万宁土著妇女则多是从小就在“重男轻女”的眼光下长大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无才”,所以才形成今天这个“德”。

    贤惠是美德,应该的;但万宁媳妇总不能一直是个受气包形象吧,都什么年代了,内地早就“妻管严”了,好多家庭都活在“母系社会”,而这里还是“父系社会”,老公在外面工作不愉快回来可以骂老婆,不需要理由,因为他是老公。
    有人说,女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已经浸入了男人骨髓里,也浸入万宁风俗中。

    男人醉酒、抽烟、赌博、无忌在场的女士在意与否,反感与否?与北方诸多城市恰恰相反的是男人有事没必要跟老婆商量。万宁社会仿佛已经“固定”这种模式。感觉万宁女人胆子特别小,什么事情都没主见,有事一定要男人出面,不管男人多傻都是男人。因为女人文化水平不高,就缺少独立性,没有经济能力,只能附庸,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

    在万城和兴隆,也有一些从事酒店餐饮服务业的女孩,干了好几年,在领工资时,从1数不到1000。这些女孩在万宁被称作“洗脚女子”,就是刚洗掉脚上的田里泥巴,刚从农村走了出来。

    在万宁,不少女人很没自信,特别在农村,有的女人离婚了不能回娘家去,即使娘家同意,村里也有人也会把她赶出来。看乡下男人有时候骂老婆,就像吼骂猪狗。有人说,万宁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原因是哭长了寿命,泪水排毒。

    感觉那些万宁女人的眼神,很少有内地的那种水灵灵的,几乎看不到内地职场女性那种自信和睿智的气质。也有人说,等她们赌起来时,眼睛就有光了。特别在沿海一带,男人风里来浪里去,够辛苦的。一个大洲岛上的渔民告诉我,他们每次出海捕鱼,跟赌博也差不多,有时候一次能捕个几千上万元的,有时候空手而归,有的甚至再也回不来了。女人就在家里,边做家务,边等老公回来数钱。不少女人好赌,一是兜里有钱了,二是太无聊了,她们几乎精通社会上的样样赌具。因为赌钱,也引发了很多的家庭暴力。

    万宁农村离婚率不高,女的有一定经济收入才敢离,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万宁70%左右都是农村人口,万宁媳妇的经济依赖使其失去了独立,造就成了“美德”。


    5.6.3“外来”媳妇的招数


    万宁的“外来媳妇”一般都在外地的,他们许多人在外地读书,毕业后留在外地,娶的外地媳妇。

    这样,婆媳的“文化差异”就出来了。逢年过节回乡看望父母,看望归看望,但习惯归习惯,不少小夫妇还是选择在宾馆订房。春节期间,在万宁能感受到宾馆满满的,房价也很高,不全是游客“支撑”的。在外面工作的,回家很多不在家里住,都住在宾馆里。

    这让那些婆婆很郁闷、很失落:“过年回来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回来干吗?!要是一起住,婆婆肯定会对外地媳妇百般照顾的。”当年,这些婆婆看着她们婆婆的脸色,现在好不容易“熬”成了婆,这世道又要她们看自己儿媳的脸色。

    其实儿子心里最明白,毕竟习惯不同,卫生条件不一样。如果家里条件比星级还星级,你看媳妇会选在哪里住?赶都赶不出去的。在不少外地儿媳眼里面,卫生比吃饭更重要。儿子对此心知肚明,农村的卫生差,住在一起很不方便,这样做也是颇费苦心。住在一起父母你们满意了,脏乱差的一面被儿媳看见了;小俩口以后再斗嘴,男方的小把柄就有了。父母开心就几天,儿子将被唠叨一辈子。


    5.6.4字典里好像也没有“性骚扰”


     在一个万宁人常去的QQ群里面,偶尔能看到一些男子聊天,他们炫耀着自己看过多少女孩……听说,其中不乏有些公务员。

     一些暴发户几室同房在万宁并不稀罕。  一位万宁Q友说:“这些暴发户应该都是左右邻居孩子的偶像与榜样,应该是社会的带头人。可是,这样了,年轻人都在模仿,你说社会能好吗?悲哀啊!”

     我也应道:“晕,那些暴发户啊,你们能不能少玩几个小妹,能不能给你们的儿子剩下一点儿?!”

    一次在市府大楼前,我恰巧碰到一个女老板,她刚在这里开完会,马上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匆匆开会。同去开会的还有一位男领导。我见他们各带司机,各开各车,不解问她:“劳民伤财!你俩一辆车不就够了吗?既能省油,又少让一个司机辛苦。”“岂敢坐领导的车?我才不呢”那女老板莞尔一笑,但口吻很果断,“回来后,流言蜚语就开始刮了,万宁小城故事多。”想必那个男领导更小心这些小节。据说,每一任新领导来万宁赴任,迎接他或她的首先是一段绯闻洗礼。无一幸免!“恐龙”除外。

     在万宁人的字典里,好像也没有“性骚扰”这个词。

     黄段子在万宁无处不在,无论是普通聚餐,还是官方宴会。有时候女士讲的黄笑话让我们外地男人听的都不好意思。我开玩笑说:“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这个江山在你们手里,终于建成了一个黄色政权。”


     5.6.5洒向“大陆女”都是怨


     就在感慨世风日下,又百般无奈的同时,一些万宁土著媳妇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来自内地的女子,在她们口里称呼是“大陆女”。

     90年代初,海南岛第一波热潮之时,万宁如同全岛一样,也来了很多“闯海族”。相比海南的日光暴晒皮肤黝黑的海南女,在一些万宁男人眼睛里,那些说着普通话的大陆女皮肤更细白、素质涵养更高,这像一道风景,那些男人眼睛亮了起来。一时间,那句“不到海南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体有多不好”在全国流行起来。那时候万宁也“与时俱进”流行着交谊舞,土著男与大陆女在旋律中旋转着,万宁的不少家庭也因此旋律而旋转,万宁从此不宁。

     万宁一友人说:“当二妈跑在街上被人追打时,风景很美丽!”

     坊间流传一个故事:当年有个大陆女跟一个万宁男人好上了,那男人是一个领导干部,有家有业,男人给她很多钱,让她回家乡发展产业,后来那男的有艳福无官运,落难了,只好去外地找那女的帮忙,谁知绿叶成荫子满枝,人家不认了。

    看来花儿都有刺。或许这个真实的故事,让万宁媳妇能解心头之恨,并作为“案例”警告那些“花心”老公。

    我一直纳闷:万宁工资并不高,几乎家家生活压力大,一个男人养家糊口并不容易,为什么还乱花钱沾花惹草呢?

    5.6.6 “女人要丰富自己,老公才不敢做坏事”

    这是万宁的一位大姐对我说的话,我至多敢去认可一半。

    女人文化教育的素质提高,有利于自身的就业与经济独立,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反之,只能“附庸”。海南教育水平之低是公认的。就今年海南副厅级全国海选来看,第一轮笔试后,海南本土女候选人仅存2名,在“三进二”竞选过程中,那两个女性“种子选手”全都“落花流水”。此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副厅海选,海南女性干部成绩是零分。海南妇女文化程度之低可见一斑,海口三亚如此,何况万宁?!

    另外一半,我没有信心去认可。这是一种社会风气,区别只是敢提出和不敢提出离婚的。在万宁,居多的是她们不敢主动提出离婚者,居多的是她们打落了牙齿,还要和着血往肚子里咽。

    在万宁,我参加一次宴请,席间一个本地朋友对其女老板啧啧赞叹,夸她很厉害、很能干。理由是竟敢千里迢迢嫁到万宁来。在座多是外地人,还不知万宁男人到底有多难伺候,也就无法想象他的女老板能力有多强?大男子主义在万宁有多么“扬眉吐气?我们无从而知。当我把这个万宁的故事讲给海口的朋友听,“这故事好经典了。”饭桌上个个呵呵大笑,指向在场的一个女士,原来她大学毕业分到海南后,嫁给的老公也是万宁人,而此时她已是海南省律师界一名“大腕”。

    以色列人曾经讲过,培养一个母亲,可以成就一个民族。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恐怕不需太久的时间,“受气包”式的媳妇在万宁也会渐渐消失的,起码受到欺负了还知道是被欺负了,不再还以为被欺负是合理的。毕竟广播电视已经走进农村,万宁土著媳妇也在接触,也在变化,将来真想娶个“受气包”,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了。

    我对万宁的“红色”历史有一个疑惑:

    在万宁,为什么女人那么的“受气包”,可在当年,还诞生那么多的红色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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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7 15:27:54 | 显示全部楼层
     5.7道不清楚的万宁男人

    5.7.1感受我的万宁朋友


    一个万宁朋友好像总在“算计”着我每天的咖啡饮用量,时间估计差不多了,就寄来一些兴隆咖啡。有时候里面还有不少的椰子糖、可可糖等万宁特产,特别嘱咐我多散给一些朋友尝尝,希望他们能关注万宁、喜欢万宁,都来万宁旅游和发展,常打电话多发邮件,带给他们一些好信息、好思路、好案例。

    前不久,一个想搞农家乐的村长来电话,要给我寄土特产,说他们村的胡椒特别好吃。虽然他的项目失败了,愿望落空了,但人家也没有忘记我。记得那天我去他们村里,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举着勾刀,从树上给我砍椰子,那个苍老的背影一直晃在我的眼前。

    在我大学同学校友录上,挂着一篇题名《感动》的游记,也早就挂在了“阳光万宁版”,记录着大年初一他们在万宁的一份“感动”——

    午饭后,大家商量着要出去玩,我们原计划去东山岭,但好像大家上午都累了,不想再去爬山,于是我们全部出发到春园湾海边去。车走到一个叫牛漏的小镇时,我们车的后胎被一个螺丝扎了爆胎了。老蒙本来在前面带路的,看见我们没跟上去,便折转回来。老金也跟上来把车停下来。老李老刘赶快找备胎换胎,备胎倒是找到了,但没有千斤顶!老金、老蒙赶快回他们的车上找,老金没找到,老蒙拿来一个小的,根本不够用。大家都很着急,这可是正月初一啊,到哪里找修车的去啊!到处打电话找师傅和工具,老金也在跟朋友联系,但远水都解不了近渴啊,何况大过年,那有那么好找人!

    车停在路边上,路边人家出来了一个穿着T恤短裤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晃到我们车边问,怎么爆胎了?然后又看了看老金的车,说:哦,还是宝马呢!便过来看老刘和老李在车下边折腾,听说我们没有千斤顶,换不了车胎,他说我帮你找找去。就往前面人家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带了一个人来,两人一人拿了一个千斤顶来了,这两个千斤顶放里面,却一个高了,一个又矮了。这时又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用海南话跟这位小伙子说话,一会儿,骑车人也带了一个千斤顶来了,这个正好可以用。于是,路边人家的小伙子帮我们一起把车胎给换了,看他的架式,动作很娴熟,问他,他说我就是修车的。看来是下雨遇见送伞的,呵呵,路遇贵人相助了!修完车,小范上前问小伙子,要多少钱,小伙子却说:要钱我就不帮你们修了!我们真是很感动,也很抱歉,因为车上也找不出什么可以送人的东西,只好连声对小伙子说谢谢!谢谢!

      大年初一,他乡遇困难,没想到能得到海南人民无私的相助,真是好幸运!再一次被海南人民的淳朴善良所感动!难怪老蒙一再说,海南人民是很淳朴善良的,果然如此!带着这份感动,我们继续上路去春园湾。

    ……等等这些,万宁男人的“有情有义”不用自己总挂在嘴边,人们能够在身边朋友的点点滴滴中,能体会到其中的“义薄云天”。

     凡能看见缺点,也能看到优点。

    “大陆人”也一样,万宁人也能看的见。


     5.7.2感受刚峰的《凝望万宁》


     a. 听说的万宁人

    一次,开车从三亚到海口途经万宁时候,已到饭点时间。我提议在万宁吃完午饭再走,同车的朋友连连摇头说:“得得得!还是去琼海吃吧,万宁这地方,人太野。”

    这位朋友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记得我第一次到万宁,并没有感觉他说的那种“野”啊?之后,我便开始搜索相关评价,这才有幸拜读刚峰先生《凝望万宁》。客观地说,有关万宁的文章,这是我最爱不释手的一篇。字里行间透彻地描述的万宁人的风貌,无论对一个旅行者,还是投资者来说,都是一篇生动的教科书。

    万宁人的抱团,在未读此文之前,就已有耳闻,一个万宁官员在我面前夸万宁人如何团结:“当年读大学,只要听说哪个万宁人与人打架了,全体万宁学生一起上,不管认识不认识。”

    一次,我在海口住宿康年皇冠花园酒店,万宁的一个朋友得知后告诉我:“这是我们万宁人开的。”其实他并不认识这个酒店老板,也不是在万宁土生土长的。他第一句话是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信息,从他的声音中,让人感觉到他作为一名万宁人的自豪。

    在万宁,听过好几个本地朋友说,海南处级干部中万宁籍的至少三分之一。说者的语调里、表情中都透露出一种万宁人的自豪。正如刚峰先生所说那样,“生意场、官场上存在一种‘万宁现象’”。

   “有那么多吗?”我心里只犯嘀咕,问过当地朋友。“现在最有名的万宁人是谁?”

   “在北京好像有一个书法家。”朋友呐呐半天。


    b. 史书上的万宁人

    在刚峰先生的文中,读者能看到万宁籍琼剧名旦郑洪明是万宁一个美谈与英雄,很多人也在从中思考万宁人,不理解的是一个知名演员为什么会脱下戏装,毅然回乡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起义呢?难到万宁人性情如此?

    还有一个古代丞相,常常被万宁人津津乐道,就是李纲,据说这是万宁历史上第一个即将来万宁的总理级别的人物。不过那时的他已经落难,被蒙尘、被贬黜而来,遗憾的是李纲毕竟未至,与万宁擦肩而过,更遗憾的是他在海口途中又被皇上重用了,被“东山再起”了。如果皇上诏书再晚几天到达,等李宰相抵达万宁时,他再得到上级命令。那万宁该是他多么好的一个福地,东山岭之“东山再起”,现在该是多么亮丽的一张名片啊!有时候,历史就差那么一点点“寸劲”。

    刚峰文中也谈到“曾有人泛泛而论,觉得万宁人质朴、率真、执拗、勇猛,性如烈火,一言不合便拔刀相向,骨子里透出一股匪气。”从军事地形角度来看,万宁要山有山,要海有海,便于隐藏、撤离与游击,是杀杀打打、豪杰辈出的好地方。

    翻开地方志,2000多年历史的万宁一个主基调就是动荡不安,但动荡也说明万宁一直来是一个“民强官弱”的态势,或许这种态势的基因一直遗传至今。难怪“重命名”万州为万宁,表达了万宁多少代人的寄望。


    c.“琼崖”岁月万宁人

    虽读着《凝望万宁》,可眼前总在“凝望”那个峥嵘岁月中琼崖那些事儿。

    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争斗,三个之间就可能产生政治。湖南人也好斗,但那里斗出了很多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因为湖南有着深厚的湖湘文化作为底蕴,而万宁没有,或许因为万宁缺少文化作为支撑,但翻翻历史书,好像连个像座山雕那样的“名匪”都没有。从小在电影里认识的“南霸天”,弄了半天才知道,那是还是隔壁陵水人的。

    就《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的原型,原来是陵水一个张户人家。据说,张老太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张老太爷并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于是张老太爷就成了南霸天的原型,于是张家后人就开始吃尽苦头。由于“南霸天”的影响,据说,当兵、考学、提干、招工等都与张家后人无缘,甚至连娶老婆都相当地困难。

    还有电影里的吴琼花,其原型就是第一任连长庞琼花,也是陵水人(听说琼海人也把她的“户口”迁走了)。庞琼花是红色娘子军连首任连长,仅干1年,因党内“肃反”,而被撒职审查,后来又坐了5年的国民党监狱,直到抗战开始才被释放。由于娘子军连已经解散,她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便“垂泪”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先嫁人,老公被杀后,又被日本军官看上了,庞不从,被杀害,时年31岁。

    就在20岁的庞连长上任这一年,万宁籍青年,时年24岁的庄田,刚从苏联毕业回国,在江西瑞金军校当一名老师。还有一个以后与万宁有关系的广西人23岁的李振亚,作为红七军中的一名主管后勤的团副,转战几千里,一路浴血,一路奋战,刚回到中央苏区的江西,就又走进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

    从万城到兴隆的老路上,有一棵红棉已成为万宁一景,许多游客路过此地,还以为是《红色娘子军》的洪代表呢;那是时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李振亚于“海南黎明”前,在牛漏牺牲之地;时年40,遗骨现安放在海口金牛岭。

    市府在此立碑,应是寓意万宁的红色历史,也让有的游人感觉到另外一层意义:万宁十分需要英雄的励志。因为,在党史中,为某个将领在其牺牲地而立碑的好像不是很多。

    国母杨开慧,29岁就义于旧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长沙市府好像并没有在那里立牌;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34岁牺牲于陕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那里好像也没有立碑,尽管早把“赤色首都”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为国捐躯的将领中,在山西麻田十字岭高高的山顶上,的确建有一座“左权将军纪念亭”。因为,一是,那是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二是,左权将军是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将领,那是跟日本人打;三是,山西辽县早已改名左权县。我党创始人李大钊,38岁时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北京市府好像并没有在那里立牌;一同被张作霖绞杀的20人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其中一个叫莫同荣的就是万宁市龙滚镇人,时任北京党部执行委员,迄今还有多少万宁人听说过他?

    从这个角度看,万宁某些官员的思维的确寓意深远,或许是因为海口有一个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此外,万城镇后朗村的杨学哲是一个英年早逝的人物,当历史的序幕刚刚为他拉开,可他就凋谢了。更遗憾的是万宁党史办的书中对他的描写,仅不到10个字。他万中毕业后,就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学习,与林彪一个班;23岁入党,24岁时便就任红11军第1纵队政委。这支由古大存组建的部队,(广东、海南现在的军界退休老干部,大概都忘不掉古大存这个名字),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东江的第一支正规编制部队,也是广东唯一一支红军军级建制的武装。后来,杨学哲赴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红军第2独立师政委,统领我党在海南组建的各级武装,位居冯白驹之上,冯时任师长。可当年,被派回海南,在海口被捕,不久牺牲,年仅27岁。(现在杨将军的家乡已经成了“城中村”,不知“那间土木砖瓦贝灰结构、清代南方传统四合院”的故居,在“新农村”建设中,安然无恙乎?)

    次年,又派来一个年轻人来海口,同样的因叛徒出卖当即被捕,被杀害,年仅28岁,这个年轻人就是前总理李鹏之父——李硕勋,海口有纪念亭、王震有题词。那年,这个四川人还未到时,情报就走漏了。国民党琼崖当局张网以待,指令严查来到海口的外地人。果不其然,一口四川音,对海南话一窍不通的李硕勋,其处境可想而知。那年李鹏3岁,由母亲赵君陶领着回到了四川老家,赵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妹妹。

    或许如此,历史多次选择了冯白驹、庄田和李振亚。

    当年万宁籍“精英”,在国民党那边就更多了,除了北坡之外,还有,龙骧,黄埔二期,陆军少将,东澳镇排溪村人;吴道南,陆军中将,礼纪镇冯家村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陆军大学读书;王定华,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毕业,抗日战争时期,任广东省政府参议,抗战后任陵水县长,台湾中山大学名誉教授,做过高雄学监。曾三省,礼纪镇大村村人,广东大学文学和法学毕业,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干事,抗战胜利后,被选为海南大学(私立)筹备委员,在当时,这所大学可以看作是抗战后,海南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唯一亮点。

    但在这方面,万宁还是没法跟文昌比。文昌出了2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分别是大将张云逸和少将符确坚,而在国军中,文昌出了100多位将军。相比文昌,万宁还是穷,当年家庭有些经济基础,才能到岛外谋生,或者到瑞金、延安参加革命呀!再说,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入伍自然都是去政府军,本地走出海岛参加“革命”的人,进入我党的很少。另外,我党的政策是“打土豪,分田地”,本来经济就落后的万宁,恐怕当时恐怕没有那么多的土豪可打,也没那么多土地可去分;所以,跟着我党走的年轻人并不是很多。从万宁党史资料上,能看的出,当时征兵,发展武装,每次至多都是百十人。更何况自南昌起义“打响国民党第一枪”,之后10年间,文昌的国民党政权“压迫”共党很厉害,我党人员数量直到解放前或许还不能恢复到南昌起义那年的水平。从下列数据中,读者能看出当年能“23年红旗不倒”是何等不易——

    “23年红旗不倒”的“三大旗手”中,当首任旗手杨善集举行椰子寨大暴动时,只有700余人,那场战斗相当于海南岛的“南昌起义”,这位毕业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琼海人,不幸牺牲,年仅27岁。到第三任旗手冯白驹组建红军独立2师,经过一年的发展,包括由100多位穷苦的农村女孩子组建的红色娘子军在内,总共才2000余人。抗战结束时,包括5个支队及各个区县基干队,琼崖纵队不足1万人,其中党员5000人(中共琼崖第5次党代会所能代表的人数)。海南解放时,琼崖纵队,包括3个总队1个独立团,9个团在内,共计1.6万余人。

    让万宁自豪的戎马一生的庄田将军,1955年授衔,这位海南两名中将之一的万宁龙滚人,他在海南岛的只有短短6-7年的时间,一直协助冯白驹与日军、国军斗智斗勇。庄将军真正“挥洒”军事指挥才华是在长征途中、滇桂边界、越南境内。从组建至1949年底时,在庄田司令员和林李明政委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按照云南党史的数据,当时全边区的人民武装5万余人,这时的琼崖纵队才1.6万人,庄与李,两个都是海南人,还都是冯白驹的老部下,刚走出海岛,就能拉出这么一种队伍来,当时牵敌15万人,不足两年间,歼敌6.1万余人,解放91座县城。“边纵”牺牲不足2000人。这仗打的多漂亮啊!(这数据可不是我瞎编的,也不是海南人说的,而是《云南日报》写的)

     庄与李当年可是冯司令的左右臂膀,在海南岛怎么就没有发挥好呢?难道外面的天空,真就比海南岛的大吗?庄与李二位将军离开冯司令,离开海南岛时那一刻的心境,我们后人不可而知,有些书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往后翻几页历史书,你能看到在那场“反地方主义斗争”中,林李明将军也算是支持陶铸PK冯白驹的一个重要任人物;再往前翻几页历史书,1940年,当冯白驹与外来干部林李明发生矛盾时,周恩来亲自指示:“琼崖特委书记还是冯白驹同志当好”,使冯白驹在1941年2 月又重任了海南党政军一号人物。这不仅让人又想起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955年授衔,还有一个万宁东澳的年轻人被授衔上校,他就是崔懋峰;这是《万宁文史》说的,读者可以在《万宁文史》第八辑的《六连岭红旗不倒》一书第268页中看到;可人家崔氏家谱中写的是1964年授衔上校。闹不清楚:是崔将领的后代搞错了,还是万宁政协的文史官员搞错了?


    d. 刚峰笔下万宁人

    刚峰写道:“……万宁人能吃苦。现如今活跃在海南城乡的流动商贩,大半是万宁人。一副扁担两头沉,肩膀上扛着一家老少的生计,脚底板丈量着世情冷暖,风吹日晒,买进卖出,万宁人整天像工蚁那样勤奋奔忙着……”

    ——这段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万宁男人的形象,我想,不少万宁女人也是这样的音容相貌。

    在听到文昌人说他们那里是宋庆龄故乡的时候,我也曾想——

    万宁人的形象何时不再是像“工蚁”那样?

    能不能像祖辈那样,让现在的万宁人再“爽”一把?

    难道这方水土,现在的和平年代,就滋养不出能让万宁人扬眉吐气一把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大艺术家、大政治家、大科学家?

    5.7.3感受那些被宠坏的年轻人

   “一些年轻人整天都是喝酒唱歌,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和玩,每天都相聚;每天都有电话叫出去,看起来,真是天堂生活了。”这是一位万宁朋友的一顿抱怨话。

    那钱从哪来呢?万宁的收入很低的。这就像一个谜,我一直想不明白,或许万宁很多人也想不明白。毕竟消费与现实收入差太远。

   “不求上进,贪图享乐”,给他们戴上这么一顶大帽子,的确是过分些了;但在万城的一些歌厅里,不管是莎啦啦,还是梦之夜,几乎夜夜人满为患,而且来此消费的大多是本地人,而非外地人在花钱。给外地人一个“错觉”:万宁并不穷,万宁人还是很有钱的。

    如果万宁不发展,恐怕他们“幸福”不到哪去的?如果万宁有发展,恐怕“幸福”与他们关系不太大。何况万宁不会不发展,肯定会大发展。因为,“国际岛”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在新闻上能感受到,海南已经紧锣密鼓地在省外“招兵买马”。

    如果自己还在麻木之中,反应还在迟钝之中,结局就是被淘汰。“国际岛”真就与你无关,因为,在“国际岛”的建设中,你没流大汗,没出大力;甚至你都没有“资本”去流大汗出大力。那个时候,可别抱怨,再也别去讨论:海南岛,到底是谁的海南岛?

    万宁很多农村父母都很辛苦,供钱孩子读书,指望能争一份固定收入不错的工作,以后老了有人照顾;可他这么做很伤父母的心。不少家庭,上有几个姐姐,就他这么一个弟弟。在家人眼里他就像个小皇帝。花钱儿子读书,毕业后在外打工,有时候自己还挣不出养活自己的钱,还得还回家要钱。有的子女电话,除了催钱,没有多一句的问寒问暖,父母的含辛茹苦换来更多的伤心欲绝。农村父母很穷,但为孩子在外体面,也借钱借债给孩子,据说,这种现象在万宁很普遍,听起来也很让人辛酸。

    我看报纸上说:“万宁人像温州人一样会做生意。”我有几个温州好朋友,那人家吃苦、好学、勤奋……没的说,也没的比。在万宁,特别是有些青年男子,宁可喝茶打牌也不愿意去辛苦、去创业,或许他们觉得干辛苦的工作会很没面子,综合素质修养还比不上一些中老年人。处处可见他们游手好闲,踢踏拖鞋,穿着短裤,留着长发,口嚼槟榔,坐着椅子,把脚放在桌子上……

    在万城的南国超市往西约400米、万家惠超市北对面的一条街,被当地人称为“发财街”,用当地话发音是“岛鼎”,就是“发神经”的意思。这里竟有私人彩票,而且还有好多人都去买,更奇怪的是几组数字,许多人可以研究一天,就买几元钱,而且一个月有20多天,天天如此。他们以这为荣,幸福感很强,一般的工作都不想做,如果谁去干苦工还看不起别人。万城有个本土知名品牌的餐馆,几个服务员小姑娘都是刚从农村“洗脚”上来的,“洗脚”就是刚从田地里走出来,刚刚进城务工,工作之余天天打牌,中午既不学习,也不休息,尽管只有600元的工资水平。有的渔民,卖完了鱼,就开始在鱼箩筐里赌。等等这些,虽不能代表全部万宁,但毕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孩子们都能耳闻目睹到这样的父兄,万宁孩子们总不能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茁壮成长”吧?!

    我一个外地朋友说:“在万宁,感受这里的人不爱工作,不爱学习,天天好像没事一样。”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很多年轻人,假期还在学习,周末的图书馆人满为患;很多学习班、培训班、讲座课多如牛毛。因为他们感受这个社会发展有多快,也感受到知识的更新有多快,感受到了外面的竞争,也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而在万宁,一些年轻人身上,很难让人看到这样的“蛛丝马迹”。在“国际岛”刚刚启动时分,如果这些万宁年轻人,还这样想,还这样玩,恐怕那命中注定,他们将来只能还是悲哀的“工蚁”,只能还是一些小个体,小职员,小人物……也可能他们连这都不如。

     如果将来某一天,某些万宁人感觉到被抛弃了,那就是被新观念抛弃了,被市场抛弃了,被自己抛弃了。如果现在万宁人还是处在发愁如何“用手脚挣钱”;你可知道,崛起的“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开始“用脑子挣钱”。

    特别是有些人,平时里,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谁都不服气。在他们眼里面,好像别人都不如他自己好。你怎么不去头悬梁锥刺股,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英雄啊?让万宁人为您自豪一把吧。没那能耐,你也可以去成为一个大恐怖分子啊!像拉登一样,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我不敢说,万宁人会为你自豪的,起码我为您自豪!就你等这模样,就是你有本事见到拉登,人家都不正眼瞧你一眼,再刻薄点儿,你即便是去应聘申请当“炮灰”、申请“自杀式”,恐怕都不够条件。既“成”事不足,又“败”事不足

    文,你赶不上江浙人、湖广人;武,你打不赢西北人、东北人。东北人敢背井离乡、千里迢迢“霸”居三亚,人家要没点儿胆识、没点儿文化能做到吗?!万宁距离三亚,可比东北三省近多了,你咋不去“霸”居啊?你有那本事吗?

    此话是否过激,是否难听?自己掂量吧。

    话又说过来,如果你总是给别人的印象是“刁蛮懒野”,一旦你有难的时候,别人也不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的。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有些事情是自己铸成的。

    ——以上有些话,是说给某些自命不凡而又不学无术的万宁男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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